如果说纳赛尔的遇刺身亡意味着泛阿拉伯主义式微的话，卡扎菲的“变脸”则宣告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赵灵敏（广州）

　　几十年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一直是西方国家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上台一个半月，便勒令美军从其在非洲和中东的桥头堡——惠勒斯空军基地撤走，并把几乎所有外国资本收归国有。1980年代，利比亚先与美海军发生冲突，继而制造洛克比空难，落得先被美国空袭，后被联合国制裁的下场。但卡扎菲并没有悬崖勒马，甚至在伊拉克战前的那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卡扎菲还指责沙特允许美国在其境内屯兵，等于心甘情愿地“同魔鬼为伍”。然而事过境迁，以宣布放弃大杀伤性武器为开端，伴随交出手中掌握的恐怖分子网络，今天的卡扎菲摇身一变，成了值得叙利亚、伊朗、朝鲜等国效法的榜样。

　　卡扎菲的“变脸”恰逢萨达姆被抓近一周之际，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萨达姆狼狈下场的“溢出效应”。前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员布利克斯就认为，“卡扎菲是被伊拉克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卡扎菲对此并不否认，而他的长子赛义夫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显得比他的父亲更开放，不仅大曝利比亚曾耗资4000万美元从巴基斯坦科学家手中购买了核技术，还透露英国将在利放弃开发核武器后参与训练和装备利军队。更令人意外的是，赛义夫表示，欢迎英国和美国的军队进驻利比亚，他说：“我们已经放弃了开发核武器，因而需要国际保护伞。”此外，赛义夫还炫耀说，“我们和西方达成的协议不仅仅限于放弃核武器开发，而是一个一揽子方案，美国人和英国人承诺要帮我们改革经济。”

　　卡扎菲父子对改善民生的渴望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一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已经压过了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如果说纳赛尔的遇刺身亡意味着泛阿拉伯主义式微的话，卡扎菲的“变脸”则宣告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始于19世纪初学习西方的思潮，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宣告终结。阿拉伯人视自己为西方政策的永久受害者，仿佛世上的所有罪恶，都是由美国和以色列这对大小“魔头”一手造成的。于是，极具感情色彩的口号遮蔽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虚幻的受难意识代替了脚踏实地的努力。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阿拉伯领导人迎合和推动着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仇恨，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个人声望和好处。9·11事件之后，一种匪夷所思的说法在阿拉伯世界广泛流传：是以色列策划了对美国的袭击，目的在于破坏阿拉伯人的名声，转移世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更有人认为，本·拉丹是以色列的特工。

　　在这样的语境下，知识分子甘于当彻头彻尾的反对派，不断批评其政府在反以和反美立场上的不够坚定。没有人关注怎样建立一套以权利为本的现代政治新秩序，令国家富强起来。而萨达姆那样的统治者则更加肆无忌惮：反正有美、以两个替罪羊——原来我们落后是因为殖民者的欺压，现在你们吃不饱饭则要怪西方的经济制裁。穆斯林对现实的不满一点点地被偷换为对西方的仇恨。于是，恐怖活动生生不息。可是，恐怖分子的自杀式突袭，已招来美国更强烈、更卤莽的还击。而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中东地区的受压迫感，令更多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人体炸弹”。这正是阿拉伯世界今天面对的困境。

　　在这样的集体困境中，卡扎菲对政权相对稳定的控制反而使他可以摆脱这种日益汹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奇理斯玛”式的个人魅力，带领利比亚率先回归阿拉伯的现实主义传统。正如利比亚总理舒克里·加尼姆在接受BBC采访时所说的：“我们把政策重点转向民生，这样的举动应该受到其他国家的赞赏与跟进。”在这里，没有司空见惯的情绪化语言，也没有不负责任的危机转嫁，卡扎菲坦诚而从容地完成了“变脸”。岁末的阿拉伯政坛，淡出了多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萨达姆被俘，阿拉法特被边缘化……但愿他们已经为现实主义留出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