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国家有关部门即日起开始对全国报刊社记者站进行清理整顿，今后，报刊杂志设在各地的记者站只能从事采访、组稿等新闻业务工作，搞发行、拉广告、拉赞助等都是违规违纪行为，将受到严肃查处。放下经营“包袱”，回归采访本位，记者站才能名副其实，驻站记者才能轻装前行。

　　作为新闻单位的派出机构，记者站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职能仅限于采访、组稿、通联等新闻业务活动。但实际上，许多记者站的工作职能却“倒”了过来。记者站俨然一个小企业，不仅要养活一大帮人，有的还要向派出单位上缴数量可观的利润，经营活动成了目的，新闻采访却成了手段。一些驻站记者为了完成上头下达的经营任务，为了年终多拿“分成”、“回扣”，拿新闻报道与政府、企业做起了交易：我给你发“表扬稿”，你在我的报纸上做广告。有的则与当地政府达成了长年“合作协议”：驻站记者答应给当地一年发几篇稿，当地政府则答应帮助记者完成多少广告、发行等任务。而这些钱，政府往往拿不出来，只好转嫁到当地一些企业身上。一些企业虽然极不情愿，但领导发了话，又不敢不听。还有个别驻站记者，为了逼政府、企业掏钱，在写好批评报道后，先拿给人家看，吓得人家不得不备好酒菜与之“谈判”，谈来谈去，最后只能“花钱消灾”，要么做广告，要么订报纸。还有一些记者站，为了完成经营任务，招聘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打着报社的旗号，四处“搜刮钱财”，影响极坏。

　　在2002年“6·22”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新闻记者陷入“黑金”丑闻，事后总结教训时，人们更多地将原因归结为记者职业道德的滑坡，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11名受贿记者要么是驻站记者，要么是身份“复杂”。11人中，新华社的4名记者全是驻站记者，《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的站长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四人更是广告、发行、采编“一肩挑”，常以“记者”、“律师”、“广告员”、“发行员”等多种身份出现。对于驻站记者来说，身份的混乱，必然导致行动失范。是记者，就当该批评的批评，该揭露的揭露，体现记者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但搞发行、拉广告、拉赞助不是容易的事，不与当地政府、企业搞好关系，是万万不行的。新闻一旦与金钱结盟，记者一旦扛上经营的重担，就会“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就会在新闻发生时，不急着去新闻现场，先跑到地方官员或者老板那儿“商量对策”，就会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口塞目瞎，甚至为虎作伥。繁峙矿难最先由“利益圈”外的记者批露出来，反证了记者站扛上经营重后担的无奈与危害。

　　不可否认，一些记者站靠经营富得流油，一些驻站记者靠经营赚得钵满盆溢。但这是以扰乱记者站的正常工作秩序，给基层政府部门、企业带来沉重负担为代价的，它让记者站、驻站记者失去了本来面貌，陷入了形象危机和信任危机。而对于那些没有“经营能力”的驻站记者来说，为了完成经营任务，往往是苦不堪言，疲于奔命。要让记者站“形象高大”，要让驻站记者“清白、轻松”做人，肩负经营重担这种体制性的弊端必须根除。

　　(作者 易其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