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民工来到城市“淘金”，然而他们的子女就学难的问题一直成为众多民工的心病。　　

　　由于子女在城里就学门槛高，众多民工在城里打工感到没有归宿感。

　　家庭收入微薄、生活环境恶劣，还要承受学校高昂的“借读费”，这是民工子女在省城长沙求学难的真实现状，也是长沙市教育面临的一个尴尬却又难以回避的话题。因此，如何解决这些民工子女求学难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1月6日，长沙市教育系统的40多名国家、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市教育局有关领导聚会，为解决2004年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刚刚闭幕的省第九届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杜狄松递交了第112号提案，建议取消进城民工子女借读费，解决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

　　《教育法》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而民工子女求学为何如此艰难呢？

　　城乡有别，家长质疑平等权

　　现年38岁的杨雄系湘潭市一介普通农民，9年前，他携妻带子来长沙打工。因为夫妻俩既无文化也没有技术，初到长沙的那段日子，杨雄夫妇俩一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俩口子靠给别人打零工勉强糊口。后来，俩口子在国庆新村办事处承租了一家门面，开办了一家槟榔店，与此同时，杨雄还在附近开摩托车出租。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叫杨澜，现年12岁，在建湘新村小学读6年级，儿子叫杨超，现年9岁，在建湘新村小学读3年级。进城9年来，杨雄夫妇俩过得极不容易，好在俩口子都有乡下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每天早出晚归的辛勤劳作，才勉强送两个孩子上学。杨雄对记者说：“两个孩子每年的学杂费要一万多元，早先也想把他们送到条件较好的国庆小学读书的，但因为国庆小学建校费贵，读完6年小学要一次性交纳3000元建校费，像我们这样的进城民工承受不起。后来托关系找到熟人在建湘新村小学说情，以赞助的形式为女儿交了1200元，儿子交了800元建校费才得以入学。”

　　由于进城民工没有获得长沙市居民户口，他们的子女在长沙求学都要交纳“借读费”，以长沙市各小学为例，借读费少则1200元，多则达3000元以上。据记者调查，长沙市各中小学都对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王家冲小学规定每一名民工子女读完1－6年级要一次性交纳4000元“借读费”，树木岭小学要交纳2400元，条件较好的大同小学、周南中学等则收费更高。

　　对于进城民工而言，他们大都收入低微，且不稳定，生活环境恶劣，为了送子女求学，还要承受高昂的“借读费”。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在彩虹印刷厂打工的蒋小平先生对记者说：“我虽然一直在长沙打工，但每年都向老家的当地政府缴纳了教育附加费，可我的孩子从乡下来到长沙读书还要交纳这么高的借读费，这合理吗？国家规定学龄青少年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及享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而我们却自己为子女花钱买义务教育，且这种城乡有别的‘借读费’带有歧视性，试想，我们的孩子有何平等可言？”

　　受访的民工们几乎都对长沙市各中小学校收取“借读费”的方式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种收费方式不仅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而且还剥夺了宪法赋予的他们子女接受教育的平等权。

　　教育部门：学位不足，收费实是迫不得已

　　教育部曾三番五次重申：各级各类学校严禁以各种形式向学生收取建校费。但事实上，省市各级教育部门及相关学校并没对这一政策贯彻执行。以长沙市为例，据一些民工反映，目前长沙市各中小学硬性规定民工子女入学必须向学校交赞助费，这实际上是换一种形式收取建校费。针对长沙市各中小学变向收取建校费的问题，记者采访了雨花区教育局初教处陈主任。

　　陈主任认为：学位不足是导致各类学校收取建校费的主要原因。他解释说：“学位就是每个学生坐的位子，它包括学生的课桌配置、维修、教师的配置等等。长沙市现有150万人口，倘要增加到300万人口，那么要解决这增加的150万人子女的学位问题，这些学位从哪里来？这就涉及到增建校舍、增添教师等问题。而目前长沙市基础教育的投入只能基本满足长沙市居民户口的子女求读，大量民工子女的涌入，其学位显然不在编制之列，这无疑给长沙市有限的教育投入增加了难题。因此，收取建校费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这些民工子女的学位问题，并不是把这些钱拿来做教职工的福利。况且长沙市政府明令收取建校费，2003年下文规定收费标准为每学期200元。”

　　陈主任还认为，外来民工无序流动，他们的子女进城求读，对现有的教育资源冲击很大，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很难为这些民工子女的学位问题做好相应的筹划。按规定：小学班额标准为40－45人，不能超过45人，但实际上做不到，突然增加的民工子女，使得一些学校的班额最多的达到70—80人，这无疑给学校教育带来一系列问题。

　　树木岭小学隶属于雨花区教育局管辖，也是雨花区唯一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由于高桥区域大量外来民工的增加，为了解决他们子女求读问题，雨花区政府与雨花区教育局决定将该校本市户口的学生全部另迁他校，原校址留下来便成了民工子女的学校。由于筹划得当，该校800多个学位很好地解决了高桥区域外来民工子女的求读问题。但陈主任同时也坦承，树木岭小学仍按市政府规定，每一名学生收取了每学期200元的建校费，用于课桌、校舍的维修和改造。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进城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没有很好地纳入长沙市城市社会发展计划，导致市财政部门对接收进城民工子女就学较多的学校没有给予补助，学校为了解决民工子女的学位问题，只好违规超标准收取建校费。因此，如何实行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关键在于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能否被政府部门纳入城市社会发展规划。

　　专家观点：不能实行两种国民待遇

　　随着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日益增多，给流入城市的基础教育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是原来按常住人口规划的学校布局和办学规模已难以适应；二是急剧增长的流动儿童入学需求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三是流动儿童入学数量的增加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差异给学校的教育和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多新问题。

　　教育界人士指出，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就学工作，无论是对实施义务教育，还是对城市的两个文明建设，以及关心帮助困难群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些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能普遍就学，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将会大打折扣，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又将会出现一批新的文盲。专家们进一步指出，如今，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已日益成为城市人口中的重要群体，他们的就学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进城务工农民后代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关系到城市未来建设者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发展和繁荣。因此，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应当用长远的眼光、宽广的胸怀、满腔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和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就学工作，不能实行两种国民待遇，让那些远离家乡的孩子们在城市里同样有学上、有书读。

　　国务院体改办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就“民工子女教育”专题报道撰文指出，尽管许多城市的主管部门都在承诺着手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少数地方反而以种种借口增加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各项收费，或者是关闭农民工子女学校。为什么从道理上都可以讲得十分明白的事情，在具体操作上难以得到落实呢？这里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深层次的体制矛盾。

　　李铁分析说，首先，许多地方在计算经济发展总量或列举政绩的时候，基本是以本地常住人口作为基数。比如，在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由于把农民工的贡献排除在外，造成了对本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估。进而不客观地要求其他相应指标，如人均教育水准或者是人口受教育的质量，以至于一些硬件教育设备的配备，都应该和已经高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匹配。如果增加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既要增加财政投入的支出，还要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影响到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因此，当地主管部门只得采取排斥和关闭的办法，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

　　其次，由于对农民工进城数量增加的担忧。近些年来，人们已经逐步习惯于单身农民工在城里就业。因为他们只提供廉价劳动，来去自由，由于没有子女和家庭的负担，城里人不再担心他们留在城内，和城里人分享城里的公共福利，也不用害怕在城里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可是一旦要把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作为城市政府必须要解决的日常工作，直接导致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那么城市政府要解决的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要涉及到他们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就业问题，甚至对于城镇公共设施供给的压力。

　　第三，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关系到我们国家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问题。目前，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则由乡镇级人民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等于由农民自己掏钱解决国家要求的义务教育问题。尽管这种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在对农民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公平现象，而且也需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逐步加以解决。但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离开了农村后，由于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规划，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等于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实际上的受害者就是这些在城市打工就业的农民的下一代。

　　李铁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并不难，因为真正能够携带子女在城市间流动的民工家庭并不多。关键在于我们各级政府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认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是否能够从心理上把他们与城里人公平对待，并逐步从体制环节上来解决这些现实的矛盾。

　　求学不再难，代表、委员提出解决方案

　　民工子女求学难的问题，引起了长沙市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1月6日上午，长沙市教育系统的40多名国家、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教育局有关领导聚会，为解决明年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听取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彭新的情况通报后，表示要进行调研，争取在“两会”期间拿出提案，促进尽快解决民工子女在长沙上学难的问题。他们认为，解决民工子女上学难，需要相关部门协同合作：一是教育部门要将其纳入当地普通9年义务教育工作范畴，指导和督促中小学做好接收工作；二是公安部门要及时向教育部门提供民工适龄子女的有关情况；三是发展计划部门要将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将民工子女就学学校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四是财政部门要安排必要的保障经费；五是机构编制部门要合理核定接收学校的教职工编制；六是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大查处使用童工行为的力度；七是各社区必须组织、督促民工依法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彭新在会上表示，对于农村家庭贫困的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即免学杂费、免课本费、补助寄宿费、生活费，保障困难家庭子女不因经济贫困而失学；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实现农民工子女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需要一个过程，各学校不得超出省教育厅规定的“借读费”标准另外擅自加码收费，不能一次性收取几个学期的费用。同时，各学校大门必须无条件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敞开，做到农民工子女入学零“门槛”。

　　与此同时，在刚刚闭幕的省第九届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杜狄松递交了第112号提案，建议取消进城民子女借读费，把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发展计划。据悉，此一提案已引起省政府的重视，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 《百姓呼声》联动媒体 《家庭导报》 记者 黄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