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身边人腐败众生相之一：家有“贪内助”

　　贪官身边人腐败众生相之二：养情妇 养腐败

　　贪官身边人腐败众生相之三：“顶戴经济学”

　　贪官身边人腐败众生相之四：5角色“雕塑”贪官秘书

　　贪官身边人腐败众生相之五：官款“二人转”，互傍成“密友”

　　一个大款在酒席上这样吹嘘自己的“能耐”：“在简阳谁最大？王善武！我让他10分钟之内过来，他就会像狗一样赶来。”说罢，摸出手机就打电话。果然，10分钟内王善武气喘吁吁地来了，并连声道歉。王善武，便是当时四川省简阳市的一市之长，在简阳市可以说是权倾一方、八面威风。可在某些大款眼里，他不过是一条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无独有偶，江苏省无锡市郊区会龙实业总公司原总经理谈根发，在一次酒席上趁着酒兴向哥儿们显摆他与无锡市原副市长丁浩兴关系不一般：“我让他15分钟到，他不敢16分钟到。”一个电话打过去，14分钟左右，这位副市长颠儿颠儿地跑来了。

　　根据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分析，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李嘉廷、李纪周、潘广田、王怀忠、刘方仁等贪官的背后，都有一长串大款们的影子。从中纪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刘丽英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领导干部傍不法大款现象严重，是当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的腐败现象。

　　傍官三部曲

　　一些深谙傍官之道的不法大款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和健全、某些领域还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的时期，政府这只“无形的脚”还是时常要“踩”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是相当严重的，有人甚至称前几年的经济为“审批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大款就必然想到要傍大官。

　　大款傍大官的目的只有一个：权为你所用，利为我所谋。而大款傍大官的手段和策略却“各有千秋”，概括起来，可归结为三部曲。

　　第一步，打通关节，结识大官。大款直接能熟悉大官当然好，但并非所有大款都能与大官有天然的密切关系，这就要结交。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曾出过一名被枪决的贪官阎健宏，其继任董事长向明序上任时信誓旦旦，声称要接受阎健宏的教训，绝不重蹈其覆辙。可仅仅一年，就跌入大款精心设计的色情陷阱。1994年6月，贵阳个体老板贾某对员工许诺：“今年谁能攻下向明序，年终一定给予重奖。”手下员工四处跑关系、找门路。最后还是其胞兄亲自出马将向明序“拿”下。

　　攀老乡、收买大官子女或亲属、借助“枕边风”吹昏大官等，都是大款接近大官的常用之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原市长刘知炳的女儿刘芳1992年刚从桂林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就成为“人见人爱”的“香饽饽”，被一些大款争而抢之。最后把柳州的这个公主要到身边的该市外贸公司一名总经理得意地说：“把刘芳要到外贸公司，是我一生最大的成绩。”他看中的当然不是刘芳，而是刘芳身后的市长父亲。还是这位总经理说的：“刘芳的名字就是无形资产，就是公章、介绍信和通行证。”花了不菲代价弄到刘知炳的女儿后不久，“市长千金”的“神效”就发挥出来了。外贸公司几十辆走私车辆的牌照，在“市长女儿”的招牌下轻松搞掂。

　　第二步，循序渐进，套住大官。且看广西凭祥市一度假村老板林某的手法：为了把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拉下水，大款林某先与之攀同乡，趁徐炳松到凭祥市检查工作时，找上徐炳松送点心；接着又找机会专程到徐家登门拜访，拉近距离；继而趁过年又送上2万元给徐“办点年货”，终于成了徐的“心腹”；最后林才露出真面目，先后来到徐家要徐炳松为其开典当行、开金矿等提供方便。徐炳松乖乖照办，并收受林的9万元贿赂。

　　与林某相比，大字不识几个的赖昌星就聪明多了，他善于细心地揣摩某些领导干部的爱好，抓住他们的弱点，投其所好。爱钱的直接送钱，贪色的为之物色，想权的为之买官，喜欢古玩字画的就送古玩字画。赖昌星就有一句“名言”：“不怕做不到，就怕领导没爱好。”他特地建了一幢后来“声名远播”的“红楼”，在那里为一些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提供最“周全”的服务，使得一些贪官在那个“销魂窟”里乐不思蜀。不少像赖昌星这样的大款精通“放长线钓大鱼”战术，不求一时利益，长期不露声色地对这些官员进行“感情投资”，使之不知不觉落入圈套，所谓“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

　　第三步，狮子开口，咬住大官。一旦大款成为大官的密友，一切都好办了。贪官们已身不由己，不能不乖乖就范了。1992年秋，广西陆川县从农村走出来做包工头的丘卓林，获知县里正在筹建陶瓷业大工程，上门找到时任副县长兼县人民银行行长的吴岳耿，许诺道：“你支持我搞工程，赚了钱我给你一部分。”早已成为丘卓林朋友的吴岳耿就冲着这“好处费”，便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直到“大功告成”。有人粗略统计，丘认识吴的几年间，丘靠吴捞得钱财2000多万元，而吴从丘处收受贿赂570万元。

　　身为领导干部，一旦收受大款的贿赂，便甘心为那些不法大款“效犬马之力”，为他们鞍前马后地“创造财富”，到后来，便如吸食毒品般无法自拔。有这么一个戏剧性的细节：当沈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慕绥新“毫不见外”地收起刘涌推过来的一个装有十万美金的信封时，刘涌脸上掠过一丝冷笑：“慕绥新，他可不再是人民的市长了。”

　　贪官傍大款：我官越做越大，你钱越赚越多

　　人称政治和经济双料“暴发户”的原“河北第一秘”，后又升任该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的李真曾对他的前任吴庆五说：“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也越赚越多。”

　　贪官与大款互傍的实质是权钱交易，共同犯罪。有一些领导干部的傍大款，是自己主动傍上去的。在他们看来，虽然自己有权，但钱却不多。于是，有的便与大款称兄道弟，成了大款家里的座上客；有的经常与大款出入于歌厅酒楼，陶醉于“有酒同醉”、“有美同享”的腐化堕落生活；有的民主生活会、政治学习例会可以不参加，但大款的生日宴、庆典活动、婚丧嫁娶，凡请必到；有的对大款表现得异常关心，不管他们提出的要求合法不合法，都慨然允诺，地皮、工程、贷款，要什么给什么。还有的领导干部则慷慨地将一项项政治荣誉送给大款，什么“优秀企业家”、“创业典范”、“改革能人”等，或通过权力运作将一些不法大款推到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位置。

　　浙江省温岭市原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杨卫中就是一个热衷于“傍大款”，并因“傍大款”而腐化堕落的贪官。1996年6月他担任温岭市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后，成为当地黑帮头目王秀方这个大款的大靠山。当然，结交大款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披金戴银外，杨卫中还在王秀方的公司里入了“股”，坐收红利。

　　山东省原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潘广田，在一帮大款“朋友”的簇拥下，频频出入歌舞厅、夜总会、桑拿房，风流快活。一名大款在后来作证时透露：“只要潘广田打来电话，我们就得赶快准备大把钞票，请他潇洒。每次消费，他从不掏腰包，连客气话也没有。”

　　沈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原市委常委、副市长马向东，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原副院长焦玫瑰，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等，都是名为实业公司大老板、实为黑社会集团头目刘涌的“铁哥儿们”，无一不是被刘涌的“重金”给“归顺”了。焦玫瑰主动要求刘涌参加民主党派，并委以党内重要职务。她还撮合刘涌与外商共建一块光土地的资产估价就达2亿人民币的大厦。贾永祥主持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则徇私枉法，在官司审理过程中颠倒是非，彻底倒向刘涌。慕绥新这个“龙头老大”索性拿出一条街来让刘涌开发，明知刘涌是通过暴力拆迁发家的，但还是题词对其“嘉阳速度”褒奖。

　　“好一似树倒猢狲散”

　　大款和大官总是标榜互相之间存在真正的友谊，但是事实证明，只要他们进行了违纪违法的勾当，只要这种所谓友谊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非精神基础上，最后只能落个“树倒猢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

　　对此，远华走私案中的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庄如顺就坦言：“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把赖昌星当成朋友。我理解的所谓朋友不要说志同起码要道合，我跟赖昌星谈什么？跟他谈哲学，哲学两个字是什么他都不懂。跟他谈体制，他懂得什么？我觉得我跟赖昌星只能谈很实在的问题：我要你办什么，你能给我哪些帮助？”

　　反过来，那些不法大款其实也是非常鄙视那些欲壑难填的贪官的。有的大款说得更难听：“我在向他们塞钞票的时候，绝对是把他们当作一条派用场的狗来看的，否则我自己的心态都没法平衡。凭什么要我把花花绿绿的票子往他们手里塞，还要赔笑脸？”胡长清所傍的那个大老板周雪华也有过一段“精彩表白”，他说：“游鱼贪食，钓者诱之；人皆游鱼，我则钓人。”

　　贪官与大款密友的关系多半并不牢靠，所谓利益联盟关键时也会“管涌”。尽管大款们信誓旦旦，保证不会把行贿受贿的事抖露出去，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总要“背信弃义”。李真被查时，曾与大款密友吴庆五、张铁桥等订立攻守同盟，但后来到了紧要关头，他们都将责任推到对方身上。正如一位记者报道说：“就这么铁的朋友，到后来还是狗咬狗。”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条：一是贪官与大款关系再铁，在根本上还是以金钱为基础，而不是以友情为纽带。一旦大款认为贪官没了翻身的希望，不能再靠其赚钱了，自然就争取“立功赎罪”了。二是贪官与大款虽然难舍难分，但二者的地位不对称。贪官们掌握着主动权，大款要靠贪官赚钱，总要看贪官眼色行事。那些明目张胆索要贿赂的贪官，在大款们眼中早就“掉价”了，大款们巴不得他们倒霉。大款周雪华是这样评价密友胡长清的：“说胡长清‘傍大款’、以权谋私还是一种比较文雅的说法，实际上他就是个政治流氓。”

　　当然，我们不是说，凡是与民营企业家、个体私营业主交朋友，就是傍大款。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不了解这些企业家在想什么、干什么，以及对党和政府有什么要求，也是不称职的。领导干部的楷模范匡夫曾意味深长地说过：“老板、大款不是不可以接触，只要他们是正当合法经营，都应该鼓励支持。但是，身为领导干部，如果热衷于跟老板、大款打交道，经常出入高消费场所，价值观就容易偏移，思想道德就可能滑坡，权力就有可能用错地方。”(全文完)(雷立信 唐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