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记者：陈磊

　　2003年圣诞节前夕的一个下午，记者接到海城事件的采访任务。领导简单介绍了一下事件发生发展经过，当时，海城豆奶事件中部分学生家长准备起诉有关方面，争取民事赔偿，报社要对此做跟踪报道。

　　记者随即联系了代理这次诉讼工作的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向阳律师，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向阳律师向记者介绍了一下案件审理的现状和目前手中持有的证据，以及在收集证据过程中海城市政府相关部门阻止案件发展的各种行为，比如拘留家长、阻止家长见记者见专家，等等。特别谈到他们12月12日到达海城市，入住商务宾馆时，警车随即跟着就守在宾馆门外，摄相机也蹲在宾馆门口，气氛非常紧张；律师的直觉告诉他们这个案件里面有内幕，并提醒记者采访时千万注意自身安全，防备万一。

　　2003年12月24日，即圣诞前夜，记者在忐忑中坐上了去往海城的列车。中毒学生家长为了记者的安全起见，要求记者到海城后直接跟家长联系，由家长安排记者住宿采访。25日凌晨6：00，记者到达海城，为免暴露身份在车上跟家长联系。为了防止跟踪，记者打车围海城瞎绕了几圈后住进了一家小宾馆。

　　上午，联系的几个家长到宾馆接受了采访，并热心地带记者找更了解情况的学生家长访问。在快到一家的时候，另外一个家长匆匆迎面跑来说，家门口有人警察守着，就不要过去了。这个家长被从家里叫出来，小心翼翼地跟记者来到一处偏僻的房子，边对记者介绍情况边不停地察看周围，看起来非常担心害怕。还有一家，门口倒没有警察看守，但领记者回家的老太太还是不敢从正门进去，七拐八弯地绕着走偏门进了一个厢房，匆匆说完又拐来拐去把记者送了出来。记者感觉仿佛是在重演地下党接头的故事。

　　对家长的访问中，记者感觉到，他们非常习惯记者的提问，回答也很清晰，但不是很热情。用老太太的话来说，“我们已经不愿意相信别人了”。家长们并不十分相信记者，尤其是接触陌生记者，一则是怕那是政府派下来骗他们的，政府不允许他们对外告状。还有，从3月19日中毒事件发生以来前后9个月的时间来过很多记者进行采访，但有结果的寥寥无几，要么连记者自己都保护不了，要么当时承诺的发稿一直没有发出来。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录音和笔记被搜走，京华时报的记者刚刚到达海城就被无辜殴打……

　　12月24日，也就是记者去海城当天，“海城豆奶案”一审宣判，主犯鞍山宝润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国栋被判入狱3年6个月，罚金20万元。

　　整个一审审理过程之中，无论是被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豆奶中毒292人中的学生家长，还是其他2000多名因饮用豆奶而中毒的学生的家长，没有一个人在这次审理中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家长们面对这样的审判结果，几乎要放弃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的勇气。

　　还有一件事让家长们对法律失去了信心。12月19日，负责出面联系北京律师和帮助律师收取参加“豆奶中毒”民事诉讼的学生家长每人100元诉讼费的学生家长王丽和刘朋印，同时被海城市公安局处以15日的治安拘留处罚，处罚理由是两人扰乱社会治安、煽动闹事。

　　家长们对记者的冷淡，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对媒体报道舆论监督的不信任；同样，在后来的商讨会上，家长们对法律诉讼也失去了信心。在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后，他们几乎要放弃走法律途径，他们更热衷更信任的是中国延续了多少年的“告御状”，也就是现在说的上访，但上访情况到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

　　记者采访过程中感觉到当时学生家长跟当地政府的对立情绪非常严重。不时有中毒学生家长因为不明不白的理由被抓进去，对政府又怕，又怒，还要防，敢站出来的提供证据、线索的家长不多。很多家长说一点就不敢再说下去了，使很多线索因为“不敢说”而中断。取得豆奶本身就很困难，一则因为保存在手中的豆奶本来就少，经过警察多次查抄后更少，再则前期提供的豆奶一直没有结果，家长们再也不愿意向外提供了。记者做了近一天的思想工作，有个家长终于答应把豆奶从藏的地方取出来一小包交给记者。学生家长通过各种渠道取得的政府相关文件，因为不能在海城市内复印，很难交给记者，最后还是打车到临近的城市匆匆复印后给了记者一份。

　　12月25日晚上，记者正在宾馆整理白天的采访记录，12点钟左右，突然接到学生家长的电话，通知说快换住的地方，“你已经暴露了身份”。记者不得不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宾馆，换个住处。后来了解到，除了对警察、政府的紧张、谨慎防范外，家长之间的不信任也使家长们非常恐慌，当时给记者打电话的家长就说另外一个接受采访的家长收了“好处”，把记者采访的情况向上做了报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体会到了这种紧张、不安和不信任。有一位家长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声泪俱下，痛诉豆奶中毒后8、9个月以来她跟孩子的经历，甚至把喝农药自杀前后的想法也一一告诉记者。事隔不到一天，当记者再次联系她，打算过去见见孩子的时候，这位家长什么都不说了，甚至不愿意再跟记者接触了。记者觉得暗处有一股隐隐的力量在左右着孩子的家长。

　　对学生的采访更加困难，豆奶事件发生后，学生得到老师通知说，现在有很多假记者，是来拐跑大家的，问大家问题时就说不知道。所以，很难从学生口中了解到喝豆奶但是的情况。

　　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长几乎都没有出面介绍情况，也很少有主动过问豆奶事件的。跟学校老师坚决不讲话的原因一样，他们怕失去工作。比如有一个孩子，父亲是某机关的干部，奶奶带记者问孩子当时事情经过，孩子说老师不让说，爸爸也不让说，所以他不说。不但自己不能说，有亲戚家孩子因为喝豆奶出现问题的，还要堵住亲戚的口，否则也要“连带责任”，一样可能丢工作。最后有两三个老师“自己是受害者，也为了自己的良心”接受了采访，但没有告诉记者他们的名字，记者为了他们的安全，没有问他们的名字也没有留他们的联系方式。

　　记者在海城的两天多里，海城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一直没有出面接受采访，只是对记者称“我们是有党性的，我们会很好的处理这件事”。

　　记者私下跟一位因海城豆奶事件而被撤职的原海城市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聊天时，这位官员称“给学生发放豆奶，确定发放某企业的豆奶，我们海城是完全按照上级政府部门的意见执行的。”“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已经不在担任原先的职位和工作了，所以以后发生的事情与我并没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责任要让我来承担？海城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是按照鞍山教育部门的规定进行工作的，要是因为海城政府从中牟利，怎么处理我都没关系，可事实不是这样！”

　　结束了在海城的采访，记者遵照家长们的嘱托，携带着采访获得的资料从距离海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座上了返回北京的列车。这次采访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顺利，但采访任务最终还是完成了。可在海城的豆奶中毒家长们还在为自己孩子的健康担忧着，他始终相信，孩子的病一定可以治好。但家长们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确是很难再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