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在文革后期的人民公社中解放出来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获得了自主经营权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使中国的粮食生产迅速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也迅速提高，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民工潮的涌起，也相应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0年内，农民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仅仅只有几年的好光阴，1985年中央便决定把改革开放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此之后，城镇居民收入提高速度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收入增加的速度却逐步放缓，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此，中央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
　　政府意识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详细】
　　时至今日，农民已经成为社会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经济地位的低下、法律地位的弱势、社会保障的缺失等等，使这个庞大的群体，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困境。

　　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只拥有中国经济20％的GDP总量。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由1985年的0.2267提高到1999年的0.3361，则说明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了48%，贫者更贫了。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43，学者康晓光对此评论说，“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不平等程度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详细】

《中国农民调查》封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调查，如果按人均纯收入在800元以下（实际收入只有553元，月收入46元）确定为“贫困”，那么，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5500万人；如果按人均纯收入1000元计算贫困(实际收入为798元，月收入66元)，那么，贫困人口为9300万人。然而，更不公平的是，尽管农民的贫困程度与日俱增，但却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纳税人。据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在《中国弱势群体之现状》一文中指出，政府对农民征收或摊派的各种税费一年在4000亿～6000亿之间。赋税之沉重，已经使一些地方的种粮农民无利可图，大量土地被抛荒，农民纷纷外出打工“逃亡”。据李昌平2000年给总理的上书，单在只有4万人口（其中劳力18000人）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2000年外出就达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全乡弃田弃水面积达到35000亩，占全乡耕地总面积的65％。【详细】
　　与“城里人”比起来，农民的收入低得可怜。据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赵人纬的估算，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1976年为2.36，除1984年曾一度下降为2.14外，一直处于攀升状态。1987年，达到2.38，1995年达到2.79。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实物福利加上，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应该在4：1以上（《中国农民调查》P1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同）。
　　也就是说，4个农民的收入，才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的收入。

　　经济的弱势，会影响农民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但并非全部因素。农民法律地位的低下，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对此，《中国农民调查》真实地披露了安徽近年来震惊中外的一些大案要案，勾画出农村干部触目惊心的违法现象。如丁作明案中，丁作明因抗议乡村干部强征提留而被活活打死；小张庄凶杀案中，村民因查“村霸”张桂全的账，而遭到疯狂报复，光天化日之下，张桂全指使儿子暴打村民，导致4死一伤。更令人惊怖的是，杀人者却受到官方庇护，逍遥法外，村民不满上访遭严密封锁，地方媒体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为杀人犯开脱。【详细】

　　还有山西农民李绿松案，因村里学校修建问题告状，被县公安局抓捕，遭到拳打、脚踢、棍打、电击等残酷的刑讯逼供，奋起抗议，竟被割掉一截舌头。【详细】 ……

　　农民法律地位的低下，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上访事件中，可见一斑。据2003年12月11日出版的《瞭望东方》周刊披露的一份权威官方资料显示，仅从2003年7月1日到8月20日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到152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 【详细】

　　据学者胡星斗估计，全国一年的信访总量不少于1000万件，涉及上千万个家庭；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上访。
　　与庞大的群众信访量相比，信访立案只是一个相当小的数字，其概率被认为与“彩票中奖”差不多。法律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严重缺乏制度保障和渠道。【详细】
　　在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社会体制下，农民的法律弱势地位，有着悠久的“制度歧视”历史。如户籍制度，严重剥夺了宪法规定的农民的自由迁移权和平等权。这种制度歧视是一种全方位的歧视，如农民进程打工，需要出示多种证件（暂住证、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等、这些证件的办理不是免费的）；如名存实亡的义务教育，农民的受教育权被严重漠视，农民子弟在城市上学会遭遇种种门槛和难题；如农民的健康权利，因农村医疗设施不足和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而被严重削弱，许多农民生病上不起医院等等。

　　中国的农民，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平均每个农民养活3个人。虽然劳动生产率低下（美国每个农民养活24个人），但也是劳动者，他们与工人一样，靠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作出贡献。
　　但他们与工人又有许多不同。
　　工人有医疗保障，生病了有国家或保险公司出钱去看病，而农民没有。生病了不敢去医院，因为要自己掏腰包，而自己收入低，医院收费又极其高昂。
工人有养老保障，退休了有退休金保障晚年的生活，而农民没有。老了，干不动农活了，就只能依靠一生的积蓄或子女养活。这也是农村生育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工人在工作中受了伤，有工伤补贴，因工致死，家属可以得到抚恤金，而农民在种田种地中遭遇不测，没有任何补贴和福利。
　　等等。
　　所以，在二元结构下的中国，农民注定从降生那天起，就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几十年来，他们为城市建设贡献了上千亿的宝贵资金和辛勤劳动，但是，却没有得到城市哪怕是一点点的回报。相反，却是地方官僚无休止的盘剥，各种税费、提留沉重如山。

【我来说两句】

　　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安徽大学张德元先生认为，体制障碍是农民致富路上最难逾越的鸿沟，不合理的体制应对农民致贫负主要责任，这些不合理体制包括维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详细】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

　　在经济方面，在1952年，在优先发展工业的总体思路下，中央政府就开始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大量从农村抽取资金，进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建设。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推算，1953-1978年计划经济的25年间，中央就利用“剪刀差”从农村获取了6000-8000亿的资金，而截止到1978年，我国的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个亿。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基本上源自中国的农业！（《中国农民调查》P190页）
　　而改革开放以来，“剪刀差”强加于农民身上的负担依然在不断增加：1980年为300.34亿，1985年为391.8亿，1993年达到1718亿，1998年，高达3591亿。短短18年，剪刀差价翻了11倍还多！（《中国农民调查》P191页）
　　安徽当地一位农民告诉《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一亩小麦的成本合计为325元（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等和农业税，不含乡村政府额外征收的提留、摊派等费用），而450公斤小麦只能卖330元（按亩产900斤计算，这个亩产数算中上水平）。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干下来，基本上等于白干。如果在加上一些额外的费用（如乡村提留、摊派等），那就得赔本！ 还有就是农业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等等，土地所有权的残缺，导致大量耕地被地方政府廉价征用，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近日《人民日报》披露，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 专家估计2030年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1.1亿人，这其中将有8000万人既失地又失业，成为流民。【详细】
　　农村金融方面，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大幅度从县城以下的区域撤退后，农村就基本上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抽水机一样的邮政储蓄，又只是单纯的存储，而不发放贷款。农民要创办企业，搞活家庭副业和其他手工业，没有贷款的支持，难度非常高。

【我来说两句】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时隔18年之后再次锁定农村工作。这份建国55年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的关于农民增收的文件，媒体纷纷盛赞其中的“含金量”，并评论说，这展现出新一代领导集体致力于解决当前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勇气和决心。
　　其中，“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被作为农村改革的重点，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重点深化四项农村改革：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中央一号”文件全文】
　　文件还强调了“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提法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尚属首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锡文讲的一段话，意味深长：“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 不富裕，整个国家就不可能富强。因此，真正的政绩不在于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不在于搞了多少漂亮的大工程，关键在于这一切是否带动广大农民持续地增加收入、不断地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之所在。”
　　中国农民，面临又一次命运的转变。束缚着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中央一号文件取得了广泛的突破。在困境中挣扎的9亿农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