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

　　2004年台湾“大选”法定竞选期日，从2月21日上午7时开始。根据台湾有关法律的规定，各党派的竞选活动必须在3月19日晚10时之前停止。虽然各种造势活动早在半年、甚至一年前就已经展开，然而每每临近最后关头，每一个竞争者更会全力以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古训让每个人更不敢掉以轻心。根据台湾“大选”有限的几次经验，变数往往会出现在最后的冲刺阶段。1996年那一次是美国的航空母舰，2000年那一次是李远哲公开挺扁，那么，这一次会是“二二八”吗？

　　蓝绿决战“二二八”

　　没有选举经验的人很难想象2004年台湾“大选”的惨烈，进入倒计时的时候，蓝绿阵营依然旗鼓相当，蓝绿支持率至今不到5％的差异，在尚有20％的中间选民未表明立场的情况下，几乎失去了意义。

　　就民进党的票源而言，岛内站在民进党一边的很难超过40％，2000年连宋兄弟相争使陈水扁能够侥幸过关。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也是在李登辉为打掉新党的赵少康，“弃黄（大洲）保扁”的策略下，才使陈水扁劣势下得以翻盘。在台北市长任内，平心而论，陈水扁对台北市政发展做了一些实事，获得市民的肯定。但即便如此，1998年国民党推出形象清新的马英九参选后，陈水扁即使把自己老母亲拉出来助选，仍然败北。

　　陈水扁两次胜选，均得国民党分裂之福。而1998年竞选连任台北市长失利，恰是因为泛蓝阵营团结之故。然而，以今日泛蓝前所未有之团结，能否重演1998年一幕，尚属言之过早。

　　台北市长选举属地方选战，不涉及“国家定位”，故1998年李登辉能为马英九站台，以“新台湾人”团结起来破解了陈水扁“台湾人不选中国人”的省籍诉求。但时过境迁，李登辉离开国民党，自立“台联”，成为岛内急进台独势力的精神领袖。这次分裂对国民党的伤害实际上超过了赵少康等人的出走，超过了郝柏村、林洋港的出走，也超过了宋楚瑜强行参选。

　　两岸迄今未能统一，岛内民众对大陆的看法不尽一致，多主张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他们并不赞成立即与大陆统一，也不认同激进台独势力的玩火行为。国亲共组团队参选，陈水扁的民调一直难以上扬。在最后的20天冲刺阶段，陈水扁要想当选，必须突破票源桎梏。如果陈水扁败选，不但是对台独势力的沉重一击，将使其几年内难以恢复元气，黑金教主李登辉也将遭到清算。

　　李登辉年轻时立志效忠日本天皇，侥幸未如他哥哥那样战死在南洋群岛。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退出，台共领导人蔡孝乾被捕叛变，他的战友非死则亡，李登辉大难不死，却为蒋经国相中，执政台湾。结果，在12年任期中，他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企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

　　李登辉现年已八十高龄，患有严重心脏病，却不会坐视陈水扁的失败，为了阻止连宋实现二次政党轮替，他发起了在2004年“二二八”当天，百万民众上街的“台湾正名”大游行，动员群众手牵手，串起环绕台湾岛的人龙，营造“百万人手护台湾”，吸引中间选民支持，为陈水扁造势。这是泛绿阵营在选前的最大造势活动，主办方称已经超过150万人报名参加。

　　为反制绿营，蓝营决定在“二二八”当天发起“千万人心连心”路跑，将圣火从台北送抵南台湾的高雄，来拉抬连宋的选情。

　　对于党派之争对“二二八”事件的有心利用，岛内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害怕历史上民众血腥冲突的一幕会重新上演。

　　血泪“二二八”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在事隔50年之后终于回归祖国。然而，由于战争的创伤和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严重，又遭遇大规模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民不聊生。

　　1947年2月27日晚7时30分，台北专卖局查缉员在查禁私烟时野蛮执法，打伤老妇林江迈，引起官民冲突。查缉员傅学通慌乱中开枪警告，却误中看热闹的一名群众。这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

　　28日下午，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在安抚示威群众时突然遇袭，结果警卫开枪还击，当场死3人，伤3人，致使局势进一步失控。下午2时，广大群众聚会中山公园，进占台湾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宣称：“政治黑暗，米粮外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一时间，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的风潮蔓延全岛。

　　台籍精英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动毫无思想准备，他们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以民意代表、地方显要的身份担任组织领导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缉私问题的处理，转而提出了参政的要求。陈仪对这些要求予以满足，：“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改组时，省政府委员、各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开始举行普遍直接的选举，选出各县市长”。

　　轻易掌控各级政府的权力，使台籍精英的要求节节升高。3月7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县市长于本年6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之省参议会）之同意；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者担任之；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法制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其他县市的台胞也提出类似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台胞不满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政治，追求“台人治台，高度自治”。

　　3月9日，蒋介石派来的2万军队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对台胞的自治运动血腥镇压，行政长官公署公开捕杀各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类组织的领导人物，主要是省参议员、县市参议员、地方士绅、工商界要人、律师、教师、新闻记者等，还包括许多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关于台胞的伤亡人数，众说纷纭，从“几百人”到“十几万”不等。据近十年来台湾当局对“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赔偿及相关档案分析，当时被打死的台胞不超过1000人，受伤约1000人。

　　“二二八事件”的突然爆发迫使国民党高层反思并作出一些调整。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出任省主席，着手化解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取消戒严、终止清乡及循法律途径处置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基本结束了国民党士兵滥杀无辜的行为，许多身系囹圄的台胞通过“自新”等方式获得自由，台湾省参议员林日高、郭国基，台北市参议员蒋渭川等“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物劫后余生。“二二八”事件后，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达到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也开始大量起用台籍人士。

　　“二二八事件”是台胞自发的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追求高度民主自治的正义斗争，国民党妄定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用暴力淹没其于血泊之中，对“二二八”惨案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躲避国民党士兵的追杀，数百台籍精英逃离台岛。谢雪红、苏新等人在香港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投入到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为祖国的统一竭尽绵薄之力。

　　由是可知，“二二八”运动绝非一场“独立运动”。

　　然而，随着岛内“台独”势力的坐大，“二二八事件”便成为“台独”分子借以指责“外来政权”压迫本省人民，图谋台湾脱离中国版图的历史“证据”。李登辉以“二二八事件”过来人自居，大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外来政权”对台籍精英一场精心策划的大屠杀，正是为了挑起省籍冲突，企图将2300万民众捆绑在“台独”战车上。

　　历史苦难不容压榨

　　民主政治就是选举政治，一人一票，政党造势，动员百万人上街，世界各地并不鲜见。但民主政治的本质更是维护多数人的选择，尊重少数人权益。

　　李登辉利用台胞心灵深处的深痛，把广大台胞分隔成台湾人和中国人，凡不赞成“台独”的就是外省人、中国人，是“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支持连宋就是“支持共产党统治台湾”，煽动不明历史真相的台胞对大陆的仇恨，把“二二八”幻化成“台湾正名”需要的图腾。

　　对此，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痛斥为：“这些政治人物是在像炒股票、炒地皮一样炒作50年前的题目，是把伤口弄大，然后说要抚平伤口。”

　　李登辉、陈水扁借广大台胞悲伤的日子，大炒台湾反抗中国用心昭然。岛内有识之士对挑动族群的做法十分不满。2004年1月11日，台湾文化界、社运界和学界发起成立“族群平等行动联盟”。

　　联盟发起成员包括台湾著名电影导演侯孝贤、南方朔、郑村棋等人。联盟在“反操弄、反撕裂、反歧视”宣言中强调：“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一己的记忆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追求幸福的方式，这些基本人权应受法律保障，以确保任何居民不因性别、宗教、身心能力、父母出生地、文化认同或其他原因而受威胁及歧视。我们认为在一个多族群的社会中，不应再听到‘中国猪滚回中国’和‘出卖台湾利益的集团滚回中国’这类侮辱性口号。选总统并非打内战，何必搞到你死我活？每次选战都撕裂族群和谐关系，造成家庭、亲友对立，文化界、社运界与学界成员再也受不了政客挑拨族群行径，才会跳出来筹组行动联盟，未来将持续监督总统候选人行径。”

　　2月15日，台湾“族群平等行动联盟”召集人侯孝贤指出：“‘二二八’将至是近日族群的大事，蓝绿阵营选择在当天举办大型造势活动，令人担心届时是否会有状况发生。‘二二八’是族群历史悲剧的日子，不是庆典，肃穆、沉静、反省才是面对‘二二八’的正确态度，不应该是动员聚众的日子，蓝绿双方，谁愿意率先喊停，闭门深刻反省？不要剥削历史苦难，不恶言攻击对手，不歧视、不操弄、不撕裂，不要在历史的悲伤日子再添悲伤。”他非常担心今年“二二八”这一天，“可能是半世纪以来最考验台湾智能和反省力的一次‘二二八’，因为台湾冒不起任何风险，支付不了任何代价”。

　　亲历“二二八事件”的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指出：“‘二二八事件’绝非省籍矛盾、省籍冲突和排外行为。‘二二八事件’期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本省人与外省人之分，广大台胞是非清楚，恩怨分明。那种将‘二二八事件’看作是‘本省人反抗外省人的流血冲突’以及‘外省人镇压台湾人’的观点，是对台湾同胞正义行动的严重误解，是对台湾人民爱国民主精神的歪曲和贬低。”

　　劫波兄弟　相泯恩仇

　　主要由闽粤移民构成的台湾社会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太多的压抑和挫折，难民意识、孤儿意识、出头天意识充斥于广大台胞的心胸。他们坚信“三分靠天命、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不畏强权。

　　在“二二八”事发当天，广大台胞自发组织起来，鱼龙混杂，难免殃及无辜。对于少部分台胞盲目殴打大陆同胞，广大明辨是非的台胞坚决反对。台湾民主联盟发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我们可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同一受政治腐败的痛苦，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除他”。绝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他们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同胞，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

　　台籍精英林献堂等人就设法保护当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财政处长的严家淦。严家淦后来曾任“中华民国总统”。他在纪念林献堂的悼词中写道：“犹忆患难相扶，照人肝胆。”台湾前“国贸局局长”汪彝定在回忆录里谈及“二二八事件”中，许多外省人受到本省同事的保护。陈仪在离开台湾前枪决引发缉私血案的傅学通，以平民愤。老妇林江迈得到厚恤，心无怨尤，不愿再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若干年后，她将女儿林明珠嫁给了外省籍警员曾德训。

　　台湾2300万同胞中，除少部分原住民外，都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包括漳州人、泉州人、潮州人、嘉应州人及1949年前后从大陆各地来的新移民，不过是早来迟到之分。愚庸的统治者并不是用“本省人”和“外省人”就可以简单区分的。“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位台胞语重心长地说：“本省人也是早期来台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重义气的朋友，希望今后不要再分了。大家都是外省人，要共同珍惜同在一块土地上生活的人。”

　　“二二八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57年，广大台胞的心灵深处的悲伤挥之难去，时隐时痛。死者已矣，生者何堪？苦难的记忆蕴涵教训，带来启示和力量。“二二八”是广大台胞之痛，更是所有中国人之痛。抚今思昔，今年的“二二八”不但要回首往事，更应思索未来。只有记取历史教训，让所有族群在台湾和平相处，才能避免“二二八”悲剧在台湾重演。

　　这是一位台胞发自心灵的呼唤：

　　这一天，让我们种一棵树，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爱；

　　让我们种一棵树，不是为了记忆死，而是为了拥抱生；

　　让我们种一棵树，作为和平的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