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个工作组的分布图

在文楼村委卫生所，每天都会有一些村民来领免费的药品，用来减轻发烧、拉肚子的症状

陈瑞军在文楼村委卫生所同前来看病的艾滋病人交谈

　　编者按：这是本报自1999年关注河南艾滋病情况以来的第6个年头，我们的报道，伴随着艾滋病的发生发现、蔓延、防治、阻断的整个过程。我们注意到，在艾滋病问题上，河南正以开放、务实、求真的态度加以积极处理。在河南派出省直机关76名官员，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带着复杂的心态，来到艾滋村开展工作之际，我们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新局面；在向他们表示深深敬意的同时，并对未来寄寓期望。

　　马丁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直径约20厘米，这个36岁的海关干部对此装束感觉有点不自在，他说“这辈子还没戴过这么大的红花呢”。

　　同样胸戴红花的，一共有76名官员，松散地站成4排，站在河南省省政府大院的操场上，省政府秘书长正在队伍前讲话，“近几天，省委省政府雷厉风行，选拔组成了38个工作组，并且经过了认真培训，即将前往艾滋病疫情高发村驻村工作……”

　　这76名官员，有一半是处级干部，来自河南省的所有省直机关，他们的任务是：进驻该省的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为期一年，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监督使用省里拨出的“五个一”专款，为村民们修一条柏油路、打一口井、建一个卫生室、一个学校、一个孤儿孤老院。“这个做法肯定全国首创，”一位工作组干部对记者说，“以前只听过向艾滋病疫情高发村派医疗队，但派工作组从无先例，真是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天是2月18日。仅仅回溯12天，也就是2月6日，这支队伍还只是刚刚见诸纸上———那天，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对艾滋病疫情作出重要批示，工作组开始组建。

　　但事实上，这支队伍的组建，又似乎在去年12月19日即见端倪，那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前往河南“艾滋病村”视察，与病人握手。那次吴仪对艾滋病人说，“政府会尽最大力量帮助你们。”

　　选拔

　　两位领导都很高兴，人事处长连忙去通知等着的10多个人，“他们都不用谈了。”

　　从2月初动议，到2月18日启程，河南省组建这38个工作组，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39岁的徐玉卡，是省交通厅干部，在领导找他谈话之前，选拔人的消息已经像风一样传遍了全单位。

　　入围的人选一共十余人，厅里公布过选拔的条件：主要从新进干部中挑选比较优秀者。当然，组织上要求自愿报名。

　　这个条件徐玉卡无疑很符合，他2001年从部队转业，中校军衔，分到交通厅工会担任科员，但享受正处级待遇，月薪1550元。在交通厅，他算一个“新人”。

　　副厅长李庆瑞和人事处处长已经和3个人谈过话。徐玉卡听完开场白就说，“这是组织上给的政治任务，就我去吧。”

　　这话爽快得让领导都有些意外，李副厅长说，“实事求是讲，有啥困难没？实在有困难，也可以考虑考虑。”

　　“困难谁没困难？克服一下就行了，总得有人去吧，”徐玉卡说，“我来厅里也不久，应该作点贡献。”

　　“好好好，”两位领导都很高兴，人事处长连忙去通知等着的十多个人，“他们都不用谈了。”

　　和徐玉卡这位“新人”相比，省卫生厅的陈瑞军是位“老人”。他今年55岁，1968年参加工作，算起来工龄已经35年，从乡卫生院一直干到省卫生厅，光在省厅的工作年限，就长达20年，成为屈指可数的“老字号”。

　　在2000年之前，陈瑞军的职务是河南省爱国卫生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机构改革后，他调到疾控处，还是分管原来的工作，只是头衔改成了“正处级调研员”。

　　在去年SARS来袭时，厅里的领导要求陈瑞军率工作组赴安阳市，“你年龄最大，经验最丰富，守北大门吧。”

　　安阳紧邻河北，有10万民工在京打工，成为河南严防死守的区域。陈瑞军坐镇3个月，所幸当地无一起疑似、无一例本地感染。

　　人事处长来找他谈话时，听到要去“艾滋病村驻村一年”，陈瑞军倒没有拒绝，他说，“爱国卫生这边还有一大堆工作呢，我得和厅长说说，看这些工作怎么安排。”

　　厅长听了他的汇报，也有点头痛，“是有不少工作，要不我们再开会研究一下人选。”

　　开完会后，人事处长又来了，“老陈，没办法啊，还是抽不出其他人。”

　　这事确定下来后，除了老伴，陈瑞军没有告诉其他的亲戚朋友，连在北京工作的儿子都没讲。

　　按照原来的方案，陈瑞军被派到新蔡县的一个偏远山村，艾滋疫情也不太严重，有时间还可兼顾一下厅里的工作。但启程前一天公布的方案，又将他调到了最出名的艾滋病人较多的文楼村，并担任上蔡县工作组的组长，与省财政厅的宋冬处长作了对调。

　　临出发时，全厅的工作人员下楼来送老陈，这一幕让他感动。

　　2月18日，厅里派出一辆小车，和车队一起出发，将陈瑞军和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一直送到了文楼村。

　　傍晚7时，县里的干部发现，那辆小车不见了，问陈瑞军，“你的司机去哪里啦？”陈瑞军一听，“嗨，怎么是司机？他是我们卫生厅的人事处处长王毅，专程开车送我的。”

　　出发

　　“得艾滋病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富的原因，有钱了吸毒、嫖娼感染上的；一种是穷的原因，因为卖血而感染，这部分穷的群众更值得同情，他们的生命、生活、生产更需要关怀。”

　　在出发之前，省里召集工作组成员们，进行过为期半天的艾滋病知识培训，每人拿到一本艾滋病防治知识手册，两张介绍艾防知识的光碟。

　　2月18日的送行仪式很简短，省政府秘书长讲话之后，76名干部与送行领导一一握手，鱼贯上车，很有组织纪律。

　　河南电视台的一位摄像记者，没拍到上车的镜头，他要求3号车的干部们“能不能重上一次”，随即得到了配合。

　　9时整，车队启程。约2个小时后，记者跟随的24个组抵达驻马店市，当地的迎接很隆重，横幅飘扬、鼓乐齐鸣，街上的老百姓都围过来看热闹。

　　驻马店是艾滋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在此次下派的38个工作组中，有24个进驻该市，而在该市，又有22个艾滋疫情高发村都在上蔡县。因而上蔡县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驻马店市中午召开欢送会，该市为了配合省工作组的进驻，配套组建了同样的工作组，同样是一个组两人。市委书记卢大伟在欢送会上说，“得艾滋病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富的原因，有钱了吸毒、嫖娼感染上的；一种是穷的原因，因为卖血而感染，这部分穷的群众更值得同情，他们的生命、生活、生产更需要关怀。”

　　“我下去时，就和艾滋病人握过手、吃过饭，”卢大伟说，“不要想得那么恐怖，不要害怕。”

　　下午，在前往上蔡县的路上，工作组的干部们都讨论起艾滋病传染的问题了，省交通厅公路局的张鸣处长问市里一位干部，“是不是下去过艾滋病村”。

　　张鸣担心的是，“听说有极个别的病人，喜欢乱抓乱咬，有没这回事？”

　　市建设局张春生也没下去过，他告诉张鸣，“前几年听说有这种事，刚开始大面积发病的时候，精神压力大，现在应该没有了。”

　　张春生“精读”了下发的艾防知识读本和光碟，“研究表明，没有液体的针头，只有千分之三的传染概率，接吻有时不传染，不过只能轻吻，不要深吻啊。”他的话让车厢里的空气活跃起来。

　　“但到了村里，整天跟艾滋病人呆在一起，传染概率还是很大啊，”一位干部插话，“除了血液、性、母婴传播三种途径外，还有百分之十几的不明原因传播呢。”这话又让车里的气氛沉重起来。

　　车到上蔡县边界，已经有几辆警车等在路边，在前面一路开道，接待显见越来越隆重。

　　在随后召开的欢送会上，县委书记杨松泉的一句话，让工作组的干部们感觉很“贴心”，他交代县里的干部，“东道主考虑周到些，跟群众做好工作，不能让他们随便跑到工作组驻地，往床上就坐、拿水杯就喝，还要教育好群众，不要逼工作组的同志喝自家的水，难道喝口水就是尊重，不喝就是不尊重啦？”

　　副县长聂荣分管艾防工作，他告诉工作组，疫情主要分布在县城正南偏东的5个乡镇22个村，大村有五六百病人，小的也有四五十。

　　上蔡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这里的艾滋病人，几乎全部因为1995年之前卖血感染，聂荣说，“70％的感染者目前已发病，2000年开始死亡率很高，到去年政府免费提供抗病毒药之后，大为降低。”

　　他还嘱咐工作组的成员，“随身一定要带创可贴，身上如果有裸露的伤口，容易传染。”

　　当晚，工作组的干部们夜宿上蔡宾馆，明月朗照，串门的人却不多，一位官员和记者聊天，隔一会儿就说句，“明天就要下村喽。”

　　进村

　　吴仪在他家坐了半个小时，看他坐得远远的，又招呼他，“挪过来、挪过来”，她还叮嘱程光华，“要振作起来，政府是关心你们的，要让你们终身免费服药。”

　　文楼村离县城只有两三公里，坐三轮车5元钱车资，从大路上望过去，村里麦苗青青、炊烟四起，农家风光旖旎。但开车的刘师傅死活不愿进去，“你加5块钱也只送到村口。”

　　文楼的艾滋病状况因率先被披露，引发了外界对河南艾滋病的高度关注，从而在全世界也成为知名村落，看来在本地，文楼也受到了不同的“礼遇”。

　　工作组早上9时抵达村里，还没到村部，车队就停下来了，小路两边40多位小学生，手舞红花、整齐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小学生后面是腰鼓队，腰鼓队后面是看热闹的村民。不过更多的是记者，摄像机、照相机，“枪炮林立”。

　　陈瑞军一见这场面，就皱起了眉。安顿好行李后，他问村委会主任刘月梅，“我昨天不是说过，不要动用小学生嘛，怎么不听？赶快让他们回去上课。”

　　一位村干部对他解释，“陈组长，别生气，刚好是课间休息，刚好是课间休息，工作组能够下来，不容易啊。”

　　10时许，陈瑞军主持召开了村干部联席会议，村民们把院子和门口都挤满了，“听听这个干部说些啥。”

　　屋子里面，村支书刘月梅介绍了文楼村的艾滋病状况：“村里一共3211人，耕地3270亩，有1700多人卖过血，目前有艾滋病人及携带者660多人，从1999年发病，到今年搁一块，死亡112人，去年就死了26个。”

　　文楼村也是因卖血传染艾滋病的。村干部刘同心告诉记者，“1999年，村里的李金朵拉肚子，老是治不好，中医院的程医生没法了，请来了自己的老师。”

　　这位“老师”就是武汉市的桂希恩教授，他到村里后，发现李金朵是艾滋病，在了解到村里的卖血史后，桂希恩开始抽样检查，第一次抽5人，发现2个携带者，第二次抽20人发现了10个，他把抽血范围扩大到50－80人／次，当发现小孩中也有艾滋病毒携带者时，他流泪了。

　　“文楼危险啊。”桂希恩此后开始了奔走，他给中央写信，给河南省委省政府上书，他带着幻灯片到村里到处宣传。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老桂免费给我们查血，听说查一次要500多块呢，他不收钱，看家里病号多的，还给三五十块。”

　　上蔡县县长王富兴面对媒体时坦陈，“从1999年到今年，经过了自我隐瞒、逐步暴露、有效防治这三个阶段。”

　　“当时真是谣言满天飞啊，隔几天就死人，村民恐慌、政府紧张、社会不稳定，”县卫生局副局长王大焕告诉记者，“2000年3月，我们组织了工作组进村，结果3个月后就被迫撤回。”

　　王大焕是位40多岁的女同志，这位脸庞红红的副局长，是上蔡县第一个进入文楼驻村的工作组组长，也是被村民们接受的一位官员，在村里，记者看到，不时有艾滋病人找她，有的病人还笑哈哈地用手掐她的脖子，在文楼，这是一种表示亲热的方式，一般人只怕不敢“享受”，村民们也不会这样待你。

　　迄今到过村里的最大的“干部”，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38岁的艾滋病患者程光华，当时看着吴仪副总理伸出来的手时，竟愣住了，他后来告诉记者，“人家这么大的领导，咱是个艾滋病患者，可她竟然要跟我握手。”

　　吴仪在他家坐了半个小时，看他坐得远远的，又招呼他，“挪过来、挪过来”，她还叮嘱程光华，“要振作起来，政府是关心你们的，要让你们终身免费服药。”

　　此后，吴仪在河南省的会议上提出，对艾滋病患者“四免一关怀”，即向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行母婴阻断，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并要求以文楼村为试点，探索建立农村艾滋病防治救助体系。河南省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始大幅提速。

　　不过吴仪的光临，也给程光华家留下了“后遗症”：时至今日，两口子仍然为吴仪当天穿的是布鞋还是皮鞋而争论不休。

　　“非典型”村落

　　牛海泉出去发烟，人群看见他接近，就像潮退般散开，一圈下来，竟没有一人敢接他手里的烟。

　　作为最早被披露的“艾滋病村”，文楼的知名度太高，吸引了太多媒体的关注，以致县里的领导介绍情况时，也反复说明，“文楼村已经成为典型了，不具有代表性，你们应该多到其他村看看。”

　　文楼村的小学，由上级拨款40多万元修建，文楼的卫生室，配有X光机和CT机，文楼的村委会，县乡政府也投入3万多元修建新房，工作组现在就入住此地，会议室里摆了6张行军床。

　　在工作组进村前一天，省教育厅连夜运来了20台电脑和桌椅等，赠送给文楼小学。

　　文楼的村民，除了免费得到抗病毒药之外，其他治疗也相应免费，卫生室由县人民医院派人24小时值守。

　　那么上蔡县其他21个艾滋疫情高发村的情况如何？记者抽取了后杨和庙王两个村，进行调查。

　　庙王村属于上蔡县邵店乡，乡干部朱留云介绍，邵店属于重灾区，21个村，有13个村疫情高发。

　　庙王村村委会主任丁志伟告诉记者，村里一共4700多人，15个组，160多个艾滋病患者，迄今已经死亡50多人。

　　让丁主任担忧的是，“村民们得病了也不愿说，控制都不好控制，只能等发病时才知道。”去年全村普查时，只有1000多人愿意参加，而事实上，每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都是危险的传播者。

　　一位村民偷偷告诉记者，“有的怕人瞧不起，怕孩子以后不好找对象，有的怕瞧不起病，都瞒着呢。”据村民们分析，“40岁以下16岁以上的，都卖过血，人数起码2000人。”

　　这种状况以前在文楼出现过，现在庙王村又在重演。

　　43岁的王琴是艾滋病晚期病人，卧床不起，全身长满疱疹，她已经无法回答记者的提问。

　　王琴的爱人牛海泉刚刚抓药回来，他46岁，已白发满头。

　　记者在他家采访时，院子外围满了村民，牛海泉出去发烟，人群看见他接近，就像潮退般散开，一圈下来，竟没有一人敢接他手里的烟。

　　牛海泉家一共3亩地，去年种小麦收成1800斤，苞谷300多斤，种子及化肥花去成本700元，他留下4袋麦子作口粮，其余全卖了，之后交了130元农业税，所剩无几，给妻子看病抓药，他已经欠下1万多元的外债。

　　他的女儿牛娜13岁，上小学6年级，今年学费125元，不料交上去又退回来了，说是政府免费，牛海泉拿回钱时吧嗒吧嗒直掉泪。

　　除了每月免费的抗病毒药，现在牛海泉每月领取300元的“药券”，凭券可以在村卫生室拿药，虽然不够，却也解决了不少问题。春节时，政府还送来了50元钱、1袋面粉。

　　他还没有查过自己和女儿是否有艾滋病，“等收麦之后吧，给女儿查一查。”他们一家三口仍然睡同一间房，惟一的隔离措施是，王琴睡窗户边，吃饭时单独用一套碗筷。

　　和庙王村相比，后杨村的情况，要严重得多。驻村工作组组长，是省交通厅审计监察处处长张鸣，他告诉记者，“情况很严重，从去年10月1日，到今年2月1日，死了24个人，平均6天死一个。”

　　张鸣当天开会时，得知旁边坐的村干部也是艾滋病患者，又吃了一惊。一天走访下来，他当夜辗转到凌晨2时半都不能入睡。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第一次知道农村这么苦、病人们这么可怜、艾滋病这么可怕，”他告诉记者，“真的对我震动很大。”

　　村里最好的房子是刚修建好的卫生室，尚未启用，村干部决定将它腾给工作组，张鸣住了一晚，再也不愿住了，“赶紧腾出来吧，马上启用。”

　　现在村委会的房子是危房，村小学也是危房，住哪里呢？张鸣还在犹豫，他准备自己掏钱，在县城附近租一个房，每天往返七八公里。

　　事实上，最近在后杨村引起争议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村里的程向阳、程东阳兄弟俩，去年在家里办了个艾滋孤儿学校，免收学费，还供应一顿午餐，这事经媒体报道后，县教育体育局派人来检查，列出了4条意见：1.擅自举办民办学校；2.教室面积小、采光度不够；3.没有操场；4.教学设施简陋。

　　去年12月11日，学校被迫关闭。但在此后，程氏兄弟陆续收到了各地的捐款4.3万元。这笔钱在村里引发了争夺战，目前，这事已经闹上了法庭。

　　转变

　　去年11月9日，毛春花第一次开始隔天轮休，她告诉丈夫，“原来家里的床，睡在上面这么舒服啊。”

　　此次河南省向疫区派遣工作组，无疑是正视艾滋病的一个举动，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认为，“在党的组织行为中，肯定是对一个问题的重视达到某种程度，才会运用工作组这个方式。”王贵秀认为，“针对一种疫情派出工作组而非医疗队，说明决策者的意图，并非仅限于治病，背后有调查研究、参与地方政事、直接干预等多种综合目的。”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派遣工作组无疑有不少的好处，陈瑞军认为，此次省里拨款8000万元，为疫情高发村落实“五个一”工程，“这笔钱一定要落到实处，工作组要监督整个环节，不准挪用。”

　　“到艾滋病村去，对干部也是一种锻炼，”陈瑞军说，“现在的处级干部，搁家里谁家不像宾馆？制定政策、作决策时，农民的呼声，农民的疾苦，能听到吗？非得有点切身体验才行。”

　　在此次下派工作组到艾滋病村的活动中，河南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不仅允许媒体自由采访，还主动公布了一些以往保密的数据。

　　河南省卫生厅厅长马建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透露，随着HIV携带者发病高峰的到来，河南正逐步投入更多的资金帮助艾滋病村庄。2001年、2002年，河南针对艾滋病问题的资金投入分别为2800万元，2003年3950万元，而今年投入预算为4000万元，加上国家、地方的投入，总数已将近1亿元。

　　2003年2月，河南省政府公布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数目为2200多人，2004年2月公布的数字，扩大了5倍，迅速蹿升到11844人，其中已经发病的人数为6310人。

　　“真实的数字肯定还要高得多”，河南一位艾滋病研究者表示，因为还有大量并未检测的人群。

　　在疫情高发区的普查中，“1995年以前供过血的农民已全面普查。”马建中说，“中度疫情发病村的普查已经做了1／3。”

　　对一年之内数字的急剧上升，马建中解释，“这些都不是突发的，有过摸底，没有发现，不是不做，而是检测需要公民自愿。”

　　在河南，目前通过检测来确诊一个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需要400元。而愿意出400元证明自己是艾滋病的人数很少。

　　但在正视艾滋病的问题上，河南省的态度无疑越来越务实，从去年开始，河南对发病病人进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全国免费总数是6000多例，河南占到了4325例。该省目前还正在酝酿疫情全面公开，预定于4月2日公布河南所有疫区的详细情况。

　　河南省卫生厅的一位研究者认为，“某种程度上讲，公开了，就不危险了，因为公众都会防范，都会去监督，最怕的是对疫情瞒着盖着。”

　　干部们都下到村里了，工作已然开始，但未来的路还很难。一些干部们也担忧自身的安全，一位工作组干部私下向记者透露，“万一我真的染上艾滋，谁对我负责呢？”

　　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王大焕也想过这问题，但她“说不清楚，活总得有人去干吧”，2000年，领导派她去文楼驻村，“你刚从农村上来，熟悉农村工作。”

　　王大焕去了，结果2003年4月，领导又派她去文楼，这次是“三个代表”工作组，王大焕奇怪了，“为啥又是我？”领导说，“你对文楼熟悉了，村民都接受你啊。”

　　这次，王大焕又陪同工作组驻扎文楼，她不知道4月份，她能不能轮换。

　　县医院药房的毛春花，因为没人愿意换班，长达1年零2个月，每晚在文楼村卫生室值通宵夜班，王大焕看不下去，将事情告诉了局长和医院院长，去年11月9日，毛春花第一次开始隔天轮休，她告诉丈夫，“原来家里的床，睡在上面这么舒服啊。”

　　毛春花总是说着说着就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