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是农民，一头是企业，在这场跷跷板游戏中，每当农产品供过于求，企业就高高在上，百般克扣，一旦农产品供不应求，农民又纷纷毁约。牵线搭桥的政府，本想做那个平衡跷跷板的支点，现实中却难于安位。被视为农业产业化对症良药的订单农业，正在建筑有效的途径

　　农民与企业的跷跷板

　　“等3月份开始签合同了，我第一个就去和队长签。”昌吉州二六工乡红星五队一位村民说。他种了8年番茄，从2000年起与屯河公司签合同种植。在此之前，一旦丰收，他的番茄常常无处可去。而签约后，他再不用为销路担忧。去年本队种植面积太小没法签订单，他还千方百计搭到别的生产队上包了18亩地，后来收了97吨番茄，收入一万九千元。

　　据自治区农业厅副厅长白晓介绍，到2003年，像这样的订单农户，自治区已有150万户，实现订单农业2100万亩，占到全区耕地面积的40％以上。

　　这一年新疆农民人均增收243元，增幅达13％，居全国第一。“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白晓说。

　　位于三列山脉与两大盆地之间的新疆，光热条件得天独厚，“夏天的晚上听得到玉米咔咔生长的声音”，葡萄、番茄、棉花等产品的品质之优，更是国内其他地域难以比肩。

　　但是，因为远离市场，这种天赐的优势几乎被抵消得干干净净———就算运到同属西部的兰州，也有约1500公里的路程，每公斤平添0.2元运费不说，番茄、杏子这样保鲜期仅为数天的产品往往在途中已经腐烂殆尽。

　　让农产品离开新疆，成为政府最大的难题。

　　自1997年以来，这一难题渐渐找到了解决之道———订单农业。就地生产，就地加工，通过订单，千家万户的小生产经由企业与变幻莫测的大市场实现对接。

　　新疆农民的收入构成由此改变，天山北麓的玛纳斯县即是最好的例证。通过订单以销定产，葡萄被新天酒业做了原料，番茄给屯河制成番茄酱，棉花更是从花到籽甚至剩下的油渣都被数家企业全部“吃光”，号称农产品“颗颗被收购，统统进车间”。去年玛纳斯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比最为富裕的上海农民仅低906元。

　　数以百万计的订单改写了新疆农业。但由于工业相对东部仍较薄弱，外来投资仍相对单薄，政府寄予厚望的“龙头”企业数量仍然有限。竞争的缺乏使订单的砝码更多地偏向企业一侧，农民的意愿无法充分表达，订单开始呈现出失重状态，以至有人苦笑说它们只能起到摸查播种面积的作用。

　　在订单对双方都缺乏约束力的情形下，农民由于分散和缺乏谈判能力，常常只能忍气吞声。

　　在玛纳斯县一个不愿透露村名的葡萄种植大村，记者看到，订购合同的十余项条款中约束农民的占了一大半，而葡萄款的支付时间和方式，合同却没有任何说明。一位农民告诉记者，当时新天酒业承诺收购葡萄后50天内结清，但2002年的葡萄款直到去年6月才陆续结清。2003年10月卖完葡萄后，直到今年元月中旬才拿到第一笔钱，60％的余款还不知下文。

　　在同县另一个葡萄种植大村，去年曾有村民推举干部找到新天想讨一个说法，但讨来的说法竟然是：“这个村的葡萄停收两天”。村民们回忆说：“正是葡萄熟透的季节，停收两天，我们怎么还敢去说理？”杀一儆百之下，邻近乡镇的农户普遍噤若寒蝉。

　　企业拖欠收购款、压级压价甚至拒收产品，这样的事情在新疆绝非个案，屯河集团番茄事业部副总韩启新坦率承认：“订单对企业没有什么刚性约束，很大程度上只是取决于企业自律。”正因为如此，许多农业干部在谈及“订单”二字时，无奈溢于言表。

　　三年孙子一年爷

　　尽管棉花、番茄、甜菜播种前就已被订购，约定了收购价格和数量，但在“地里种啥都好卖，农民卖啥都赚钱”的去年秋天，半年前订的合同犹如废纸。

　    几年来，这样的合同年年订，年年毁。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撕毁订单的是农民而不是企业。

　　“去年是当了一回大爷，但以前我们都是做孙子。”昌吉州大西渠镇上三畦村几位农民说。

　　2002年番茄大丰收，一车车等待收购的番茄从加工厂门口红彤彤排满几公里，加工厂发放的交售票紧俏无比。一户农民足足40天才等到一张票，不敢采摘的5亩番茄许多都烂在地里，勉强挑出来的9吨果实几乎全被评为最差的四等品，扣杂后以0.16元／公斤的贱价只卖了800多元，亏损二千多元。

　　另一户农民眼见时令不等人，未拿到交售票就将近20吨番茄采摘运到工厂，结果被拒收，只能全部拉回喂牛，当年亏损四五千元，自此之后再不种番茄。

　　一头是农民，一头是企业，在这场跷跷板游戏中，市场行情低迷，农产品供过于求时，企业高高在上，百般克扣；一旦行情看涨，农产品供不应求，农民又毁约报复。

　　但农产品价格多年萎靡不振，农民的报复能力其实有限。“我今年总共掺了一车土，还远远补不上往年被公司扣掉的重量。”一位甜菜农说。每年收购时节，公司通常要以扣除杂质为由减掉几个甚至十几个百分点的重量，甚至出现过17吨番茄扣掉8吨、100个哈密瓜仅收4个的情形。

　　根据自治区农调队调查，企业的扣杂率已由1990年代的6％－7％一路升到现在的20％，有的地方高达40％。仅此一项，某些企业一年就能“扣”出利润近千万元。

　　尽管如此，大多数农民依然没有别的选择，毕竟订单能提供基本的保障。

　　正因为如此，上三畦村的几位村民这些日子为签不上订单发愁——生产队的番茄种植面积只有三四十亩，达不到屯河两百亩的要求。前年番茄亏损，去年他们都没再种植，但今年想来想去，还是“和公司签合同保险一些。”

　　对他们来说，一旦离开这个跷跷板，承受的风险可能更大。

　　面对两难难题

　　着力打造“中国棉城”的阿瓦提县是全疆屈指可数的几个百万担产棉大县之一，棉花已100％实现订单种植。

　　2000年，有着16200亩棉田的多浪乡首次尝试订单农业，乡政府出面与棉纺企业恒丰公司签订种植合同，然后由村至队再至农户，层层签约。这一年皆大欢喜，全乡人均纯收入达2300多元。

　　2001年，多浪乡与恒丰的合同价为长绒棉4.8—5元／公斤，不料风云突变，当年市价仅在2.8—3元之间。企业不愿收购，政府不得不用行政命令“逼”企业履约收购。不情不愿的企业不仅收购动作缓慢，而且在质量上大设关卡，棉花款也一直拖到第二年年底才全部结清。

　　2002年，吃了苦头的乡政府不再亲自出面，改由企业与千家万户农民直接签约。到2003年，棉花行情一路看涨，跷跷板跷到了农民那头，他们纷纷毁约，甚至不惜为每公斤两分钱的差价赶几十公里路。政府又不得不回头做农民的工作。

　　“行情不好，企业高兴农民不高兴；行情好，农民高兴企业不高兴。反正不管怎样，政府不是求这个就是哄那个。”多浪乡书记贾新财如是总结。

　　最能体会个中滋味的，恐怕要数与新疆天彩公司签订彩棉订单的喀什地区巴楚县政府。2003年，天彩公司与巴楚及另外五家单位签订了15.7万亩彩棉订单，价格为4.8元左右。到了收购季节，天彩公司却因前一年欠农发行2.7亿贷款逾期未还，无钱履约收购。当地政府百般努力，由自治区财政厅所属的信用保证公司对收购资金提供担保，农发行勉强同意贷款，但收购价格仅限于合同所定。

　　此时，普通棉花均价已近7元／公斤，棉农对4.8元／公斤的彩棉价格极为不满。其中财政实力较强的政府干脆自己掏出几百万将价格补贴到7.1元／公斤，而拮据的巴楚县无力补贴，至今仍有1800担彩棉压在农民手里。县农业局透露，去年种了7万亩彩棉的巴楚今年打算一亩不种。

　　在农民和企业之间，政府原本有意牵线搭桥，作为平衡的支点——据调查，订单的31.4％由乡镇政府组织牵头，64.8％由村级组织与企业签订——没想到的是，这个支点不但无法维持跷跷板两端的平衡，反而在他们的上下起伏间弄得焦头烂额。农民需要保护，否则事关稳定；企业也不能得罪，发展还指望他们带动。政府官员们只能自嘲为“救火队员”。

　　对他们，尤其对基层干部来说，每年仅仅催讨收购款一项，就令人头疼无比。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大权村第五村民小组的村委主任阿斯汉干脆就说自己“像个要饭的”。

　　为了去年的63万番茄欠款，他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电话，跑了多少趟路。眼看讨账费用从前年占收购款的一厘半上升到今年的三厘（村民公摊），眼看春耕马上就要开始，这位哈萨克汉子只能无奈地告诉记者“明天再去跑一趟吧”。

　　寻找良策

　　为什么订单在企业和农民眼里都变得如此之轻？为什么基层政府总是焦头烂额？这中间究竟缺失了什么环节？

　　政府、企业、农民都在寻找，各种尝试渐渐为人所关注。一位当地观察人士为此感到欣慰，“今年开始摸到钥匙了。”

　　在阿瓦提县，订单的价格已经从固定向浮动转化；在昌吉，市政府主要领导会同法制局召开会议，提出由政府制定平等、明晰的格式合同，意在保证订单的严肃性，改变以往由企业单方拟订合同，农民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的弊端；在喀什，地区农办出面与果品加工企业谈判，希望企业能拿出一个最低的保护价；在自治区，农业厅棉办王京梁透露，他们准备今年上半年在全区进行调查，寻找可能的解决之道，形成报告提交自治区政府。

　　企业这一方也并非无动于衷，比如屯河公司在利润年年飙升的同时也发现，稳定与农户的关系，保障原料源头已成为当前要务。他们主动向农民伸出橄榄枝：免费培训种植户，低于成本价提供种苗，每年出资百万为基地农户购买保险，并对连续签约三年以上的基地所产的番茄每吨奖励10元。

　　但是，这种善意毕竟是出于企业自身盈利的考虑。可以想见，农民没法指望企业天天发善心，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企业的良心发现，他们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增强谈判能力，也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发言人。新源县吐尔根乡哈拉苏村甜菜协会名誉会长雷鸣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雷鸣是当地甜菜种植大户，深感自身的脆弱与无助，渐渐萌出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念头，于是牵头组成甜菜协会。六年里，他代表入会农民与企业谈判，集体签订订单，催讨欠款，赢得了越来越多农民的信任，引来邻村村民纷纷入会；而越来越多农民的加入，又使雷鸣与企业谈判时底气越来越足。

　　对甜菜加工企业来说，协会的出现也是一件幸事。自此之后，他们毋须一家家与农民签合同，对农民违约的担心也大大缓解。

　　雷鸣的甜菜协会是否就是农民与企业之间缺失的那一环？从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史来看，只有组织农民才能保护农业，而惟有农民开始自发寻求发言的权利时，“组织”才可能成为现实。

　　但是，对于玛纳斯县的葡萄种植户来说，即使有了自己的协会，他们又能将惟一的葡萄买家新天公司改变多少呢？

　　而那些引入竞争的地方，即使农民尚未组织协会，处境也已有所改善。在南疆的博州，浙资公司打破屯河果业独家经营杏子加工的局面，每公斤杏子的价格随即上涨了几毛钱；在阿瓦提县，数家棉纺企业的竞争，使企业主动对订单农户提高棉花收购价格。

　　对于农民企业的努力，政府乐观其成。“提高农民的组织化与引入竞争，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两大主题。”喀什地区农办副主任王建国如是说。

　　（《新疆日报》记者朱必义、闫静、张郁、李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