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涛

　　在广西南宁市召开2003年诉讼法学年会上，一个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诉讼权利——被害人上诉权被提上议程，它顺应了刑事诉讼中强化对被害人保护的国际潮流，对我国司法实践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中，人的尊严逐步受到重视，被害人由作为诉讼手段的证人转而成为取得主体地位的当事人，被害人的意志逐渐得到尊重。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被告人面对强大的国家，给予其尽可能多的诉讼权利是为了保持诉讼中结构的平衡，而被害人有着国家的支持，如果强调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势必破坏诉讼结构的平衡，损害被告人的利益。其次，检察机关追诉犯罪，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害人的权利，被害人过多地参与诉讼可能会对检察机关产生掣肘不利于打击犯罪，也不利于诉讼经济。

　　被害人上诉权在这种语境中，显得极为尴尬，因而长期以来为传统学者所抛弃。但现实的窘境是，许多被害人因为上诉权的缺损而不停求告。这就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被害人是否有权上诉？

　　检察机关和被害人都属于控方，但前者是国家的追诉代理机关，其参与诉讼的目的主要是为维护国家的利益，而被害人关心的是自身利益。虽然检察机关在维护国家利益时也会兼顾被害人利益，但两者轨道并不总是一致，法庭上被害人的主张与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相左的情形也并不罕见。既然存在差异，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检察机关还会努力为被害人的利益考虑？其实，赋予被害人包括上诉权在内的相当诉讼权利正好符合以权利来制约权力的原理。

　　众所周知，在诉讼中保持结构的平衡非常必要，但在检察机关不抗诉时，强大的国家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不起作用，此时被告人可以自由上诉，而被害人无上诉权，我们看到的是在请求救济的结构上，形成一种新的不平衡。因此，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以保持诉讼结构的持续平衡。当一审结束时，上诉程序并非一定需要国家公权来支持才能进行，直接将控诉的职责移交给被害人，由被害人在上诉法庭上直接与被告人对抗，形成诉讼结构上的平衡。

　　其实，以影响诉讼经济来反对被害人的上诉权是站不住脚的。在诉讼中公正要优先于效率，刑事诉讼中尤为如此，只要这种公正的实现是在现有的司法资源能承受的程度。在民事诉讼中，赋予当事人双方上诉权，我们并不感到不合理并能承受，何况是比之少得多的刑事案件。

　　既然上诉审程序是救济程序，是保持公正的程序，基于平等的理念，何以说被告人的上诉权是正当的，而被害人的上诉权则是影响诉讼经济？既然被告人的权利并不能先验地优于被害人的权利，那么被害人的上诉权也并不有悖于被告人上诉不加刑原则。上诉不加刑主要是确保被告无顾虑上诉，从而使上诉审不流于形式，但并不能以此抹杀被害人应有的程序上的救济权利。当然，为防止被害人滥用诉权，有必要确立对被害人上诉仅审理其上诉理由而不全面审查的制度，当被害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时，不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个人价值与利益的进一步张扬，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也会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一样得到同等的重视，强化对被害人保护的滚滚潮流必将扑面而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2月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