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04年，在中国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中国农民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

　　1984年：农村粮满仓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个判断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正确，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是正确的，改革图景的展开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

　　1978年的春夏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部分地区八九个月没有下雨，人多地少，本来就是一个天然矛盾，而人民公社的制度局限更使这一矛盾突出。

　　小岗村的农民等不及了，虽然在当时只允许包产到组，但在1978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有人提出，“这样干不好（包产到组），干脆包产到户”，皮球踢给了生产队副队长阎宏昌。

　　“如果你们同意我的条件，我就同意，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场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有位老者说：“我看再加上一条，今后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产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于是，大家赌咒发誓按这三条办，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全部分好了。

　　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里，留着他们手印的“文物”提醒着人们，那是一个非常的夜晚。

　　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是，小岗人在“触摸政策底线。”而这一触摸的结果是农民收入增加，小岗经验迅速在安徽全省蔓延，消息也很快传到政治中枢。

　　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了小岗，“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说话了。

　　“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现在农村工作中总的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

　　在中央的推动下，到1981年7月，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在已经升任副总理的万里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

　　近万字的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几年来的争论终于结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的”，到了1984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几乎最好的日子。

　　改革的结果是，一亩地增加了几百斤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满足城市工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满足集体经济的需要，也能满足家庭的需要。

　　1984年，农村粮满仓，农民喜气洋洋，连大洋彼岸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搞了改革，“邓小平干的不错！”而1984年，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上“小平您好”的标语则是国人对改革者的最高评价。

　　1989年：农民是稳定的基石

　　1984年，粮食产量创记录，多出来的粮食一下子没有消费，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转变为“卖粮难”。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那时还是个小伙子，“多出来的粮食一下子没有那么多人消费，于是出现存储爆满，粮食压价，1985年，粮食产量掉下来500多亿斤。”

　　杜润生随领导下乡察看，得出的结论是，谷贱伤农，靠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可能实现收入翻番任务，需要一个新的结构。

　　“这个新的结构就是要打破农产品的统派销制度，1984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众望所归，就把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作为1985年农村改革的中心课题。”

　　这个时候，农民又自发调整种植结构，上了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农业商品化提高。

　　此时，村集体也开始有了积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了基础。

　　禹作敏在70年代末就登场了，“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也不要。”利用大队10万元集体积累，大邱庄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攒成3台轧钢机，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

　　从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就开始迅速裂变、扩张，一个企业繁衍成几个，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

　　短缺经济下的“双轨制”，使钢材的利润大得惊人。国营钢铁企业都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生产的钢材大部分被平价调拨。而大邱庄的钢材完全按市场价格销售。

　　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上升，短缺时代对商品的需求呈加速度。大邱庄的成功表明，当时的乡镇企业相对于国营企业具有制度优势。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创办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范围从过去的社队两级扩大到乡、村、联合体和个体。

　　乡镇企业来自于农业积累，并很快反哺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大幅度拉动了城市工业品的需求，用后来的话说：中国经济出现“黄金增长”时期。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借助于乡镇企业吸纳，而另一部分在1980年代中后期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开始面对这些什么苦都不怕、什么工作都能做的农民。

　　如果以时间划界，1984年以前，中国的主角是农村，而1984年以后中国的主角已经转向城市，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着经济火车高速运转。

　　与此同时，流通体制改革滞后引起各种非粮农产品的争夺，各地诸侯纷纷加入蚕茧大战、棉花大战、柑橘大战。80年代中后期的电视屏幕上到处是这样的报道。

　　在城市，对改革者来说，核心问题是将国家定价制度转为市场形成价格的制度。1987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就此事作出决定，但是当年农业歉收，农产品价格上升直接导致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一词本来远离中国，但在1987年后我们也陷入这个怪圈。当时决心采用休克疗法，价格闯关，到1988年物价指数上涨18.6％，城市里出现抢购风潮。

　　此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的惯性下，农业、农村、农民还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相反，农村改革带来的制度收益，使农村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无疑是中国农村高速发展并保持稳定的政策根基。从今天看，这些文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放权予民：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走出来，乡镇企业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1980年代中后期允许农民进城，则使农民从乡村走出来。

　　1996年：“三农”问题孕育

　　1989年后三年的经济疲软不仅让城市人感到不舒服，农民也感到不适。从这一年起，不仅是粮食卖不出去，棉花、油料、烟草、麻、茶叶等都积压在手里。

　　1991年，安徽发生特大洪水，一直到第二年开春水才排掉，这就是所谓“涝”灾。没有办法，安徽人大批外出打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整个国民经济重新起飞，卖粮难也初步得以解决，城市的高速发展还支持了“打工经济”，于是民工成“潮”。

　　“民工潮”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9年，这一年，春节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引起了各方面关注。于是，媒体惊呼：“民工潮”来了！

　　农民负担问题也凸显出来，1985年撤销人民公社后，61766个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收费权力的乡镇政府建立起来，管理农民的机构也随之涌现。这些农村基层机构的摊子越拉越大，都需要农民来养活。

　　尽管如此，受益于冉冉上升的经济，农民负担引发的问题还没明显呈现，而随后1994年的改革，对“三农”产生了新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央政府逐渐感到财力不足，要进行宏观调控，必须推行分税制改革。

　　此项改革，对于集中财力加快建设步伐，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相应的转移支付和财权事权相统一制度没有及时建立起来，维持农村基层机构运转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2000年：民工潮涌

　　2000年1月的民工潮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城里人认为，农民们不仅团团圆圆地过了春节，还热热闹闹地过了元宵，然后才进城打工来。

　　事实上，1月31日，离春节还有4天的时候，四川已有400万民工蜂拥出川。遂宁民工廖勇说：“谁都想在家和亲人一起过年。”但他已是第4次赶在年关前出门了。

　　这些在列车上过节的人们让城市大吃一惊。从大年初一到初五，广州火车站到达旅客人数达55.4万，比去年同期增长58.7％。这里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一边是席地而坐仍在等候着回家的民工，一边是扛着大包小包刚刚从火车上下来的民工。

　　城市人的日子也不好过，经济增长从1998年起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大批工人下岗分流。对于如潮水般涌进城市的民工，有的人把他们看作城市的负担。

　　“你这个人真农民！”“农民”二字本来是一个名词，而在一些城里人眼里，这“农民”是可以来做形容词的！城市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抢夺了城市人的就业机会，他们给钱甚至给饭就干。

　　从1998、1999年开始，一些城市开始规定：什么行业允许用农民工，什么行业严格不允许用农民工，什么行业可以适当用，什么行业绝对不可以用。

　　打工成本迅速上升，火车票涨价，汽车票涨价，暂住证要交钱，计划生育要交钱……而农民还是要往城里跑。

　　在农民处于困境之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三农”问题夜不能眠之时，一个人物出现了，他是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2月10日，龙年正月初六，李昌平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国务院总理。

　　李昌平捅开了整个“三农”问题的窗户纸，人们开始注意到，我们人口中四分之三的人的处境，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离开乡村，来到城市，而以亿计算的人口流动使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安。

　　这表明，“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2004：新的起点

　　今天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如果放在几千年大背景下，只是一个瞬间。对于农民负担问题，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总结了唐代以来的农民税赋情况。

　　2001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一情况，并将之概括为“黄宗羲定律”。于是“黄宗羲定律”成为专家学者甚至政治官员在讨论“三农”问题时经常脱口而出的概念。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与参加两会的湖北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其间谈到湖北农业问题。

　　“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止一次。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趋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

　　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温家宝指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一席话赢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

　　温家宝引述“黄宗羲定律”的概念表明，中央高层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确已经到了极其深刻的程度，官方和民间也在积极互动。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全文公布。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也是建国55年来中央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出台文件。

　　海外媒体评论说，一号文件“闪耀人文关怀光芒”，是多年来政策含金量最高、“实招”最多的一个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按照文件政策，今年农业税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可减轻农民负担约七十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可为农民减负四十八亿元，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规模不低于一百亿元，总计达二百多亿元。今年中央用于支农的专项资金将比去年增加大约三百亿元，达到创纪录的一千五百亿元以上。

　　在此之前，农村税费改革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推开，一些地方已尝试把农民负担降为零。

　　于是“三农”问题又有了一个轮回，25年前的改革使“三农”问题初步得以解决，而由于25年间，世事变化，使“三农”再次成为问题，而今天的问题，则和那个时代不同。

　　农民增收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农村领域的简单的改革已经结束。我们必须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探求“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