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秀莲，祖籍福建省南靖县书洋村，1944年6月7日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至今未婚。

　　吕秀莲在桃园镇小学毕业后，考入台北市女子第一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后又进入该校法律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但仅读一年就辍学了。1969年，吕获得奖学金得以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1971年获比较法学硕士。在美国留学期间，她曾于1970年前往欧洲，与“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欧洲本部负责人张维嘉取得联系，这也是吕第一次与海外“台独”势力进行接触，成为其步上“台独”之路的起点。

　　自美返台后，吕秀莲曾任职“行政院法规委员会”，历任科长、专员及谘议，后还曾任《中国时报》、《台湾时报》专栏作家，期间并在高雄、台北设立“保护你”专线，倡言保护妇女权益，塑造“新女性”，开始投入台湾的“妇女运动”。吕原为国民党党，但从1974年起就逐渐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后来并创办《拓荒者》出版社任社长，从此步上“党外反对势力”的道路。1978年，吕在美国获得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决定返台参选桃园区域增额“立法委员”，后经“党外”协调，以“党外”人士身份参选桃园县“国大代表”，并因此被国民党正式开除党籍。同年底，由于美与台湾“断交”，吕秀莲又伙同其他50余名“党外”人士发表所谓“国是声明”，声称“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吕还进一步称，“整个台湾的历史是部被异族统治而又反抗强权的民族运动史”，国民党中“外来政权”。

　　1979年8月，吕秀莲参与创办党外杂志《美丽岛》，出任该杂志社副社长，成为“党外”运动后起的骨干人物。同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以纪念“世界人权日”为由在高雄市组织集会并举行火炬游行，强烈要求台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后被当局镇压，史为“高雄事件”。吕秀莲因参与此次事件涉嫌“叛乱罪”被“军事法庭”判刑12年。1984年3月，服刑未三分之一的吕秀莲借旧病复发而获“保外就医”出狱，在其亲戚资助下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研究国际法与人权。在美国期间，吕创办了“北美洲台湾妇女会”，与海外“台独”分子联系频繁。吕秀莲长期提倡妇女运动、争民主自由、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有台湾“新女性主义创造者与提倡者”和“党外”“第一才女”之称，但此时的吕秀莲实际上已完全蜕变为一个激进的极端“台独”分子。1988年，吕自美返台。1990年出任“民主人同盟会”理事长，“新女性联合会”理事长。同年11月，吕加入民进党，此后吕便以极端狂热的“台独”面目出现在台湾政治舞台上。

　　吕秀莲是鼓噪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急先锋。1991年9月，她创立“台湾加入联合国促成会”，在岛内大肆宣扬台湾应该“加入联合国”，并发起“台湾重返联合国宣达团”，到美国联合国总部鼓噪“联合国应为台湾开大门”活动。同年10月，她给李登辉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李登辉立即采取行动加入联合国，呼吁布什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2年底，吕秀莲当选台第二届“立法委员”，开始以“合法”身份要求台当局开展加入联合国活动。1993年，由她主导一小撮“台独”分子拼凑了一个“台湾国际联盟”，在岛内大造舆论，呼吁要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申请加入联合国，并通过多种途径要求台当局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开会前正式提出入会申请。1993年，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台当局首次推动参与联合国活动但遭到了挫败，吕秀莲又拟订行动纲领，宣称要在1994年《联合国宪章》纪念日正式提出“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995年，吕秀莲借联合国举行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之机，赶赴美国，租用汽船等在纽约鼓吹台湾应“加入联合国”，并极力鼓动在美的台湾人“向联合国会员国说出台湾人民的心声”。1996年8月，吕还挖空心思地发起所谓“帮助联合国，荣耀新台湾，捐百元小钞，立千秋大业”的闹剧。9月份她拿着从4万多不明真相者手里东拼西凑来的16万美元到联合国总部，要求“国际社会不应将两千一百万的台湾人民排除于国际组织之外”，寻求联合国对台湾的“承认”，但遭到联合国的拒绝，碰了一鼻子灰。1999年，台当局以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为诉求推动“参与联合国”活动，但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英、法首次明确表态反对“台湾参与联合国”，形成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向台湾推动“参与联合国”“说不”的场面。面对如此惨败，吕秀莲仍于同年10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广告，并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公开信，要求联合国成为“不分国籍、捍卫人权的指标”。今年初，台湾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吕秀莲在各种场合大肆叫嚣“从今以后可以和中国平起平坐”，“台湾人就要出头天了”，是台湾“迈向世界舞台的历史性时刻”，“明年如能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则台湾进入联合国指日可待”，“WTO对台湾而言，不只是扩大了台湾的视野，同时也开启台湾走入世界的角色”。

　　吕秀莲也是一个数典忘祖的“日本皇民”、民族败类。吕的父亲是日本人所生，因而吕具有日本血统。其父在日据时代一直在日本人开的糖厂当厂长。吕秀莲差不多每年都要到日本去探亲，同时也要到靖国神社参拜，其表演丑恶至极。

　　1990年8月，吕秀莲曾回福建老家寻根问祖，刻意喝了一口家乡的水，以示饮水思源，但返台后，其“台独”嘴脸毕露。1992年9月，她带了一批人到日本活动，宣称“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后来竟异想天开地要到祖国大陆来宣扬她那一套分裂谬论，理所当然地碰了一鼻子灰，被强制遣返出境。1994年8月，吕在岛内发起所谓“我的国家叫台湾”的“为台湾正名”请愿活动，并发表公开信要求祖国大陆承认台湾早已不是中国的领土，称两岸是“历史远亲，地理近邻”。

　　1995年4月，就在数亿中国人“牢记马关遗恨，努力振兴中华”，不忘《马关条约》屈辱历史的时候，吕秀莲竟然带领一小撮人到当年《马关条约》缔结地日本下关春帆楼顶礼膜拜。她在参观《马关条约》签订会场时称，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虽是中国的大不幸，却是台湾人的“大幸”，不然台湾哪来今天的经济成就，还不是和今天的中国一样贫穷、落后、愚昧、粗野。她还宣称，台湾自从1895年《马关条约》后就脱离了中国。1996年3月，她参拜靖国神社时说：“我认为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是非常遗憾的事，特别是中国成为战胜国是很不公平的、是很荒唐的”。

　　吕秀莲身上弥漫的浓厚“皇民化”色彩使其深获李登辉赏识，两人并成为“莫逆之交”，在“台独”之路上相互唱和。1994年，台当局利用广岛亚运会大搞“体育外交”，企图策划李登辉访日。吕即在岛内发起“公民连署”，推动“护送李登辉到广岛亚运会”的活动。为让李登辉得尝所愿，吕还一度收起其“皇民化”的嘴脸，声称如果李不能赴日，台湾就应该“控告日本”，并要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以向日本政府施压。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声讨，岛内也出现了批李的声浪，但吕秀莲却为李登辉张目，召开所谓“两国论、台湾魂—我爱台湾全民运动”记者会，称“两国论是真理”，挟击台当局不搞“两国论入宪”、“不放弃统一目标”等主张是“满朝文武皆是懦夫”、“心中还有一个中国”。

　　吕秀莲不遗余力的支持自然得到了李登辉的亲睐。1996年，李登辉获得连任后，即将吕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为最早享受此项“殊荣”的少数“台独”分子之一。1997年3月，因桃园县长在命案中丧生，吕辞去“国策顾问”参选桃园县长补选，在国民党未推出强手、李登辉有意放水的情况下，侥幸当选桃园县长。上任后，吕即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力，筹组“国家展望文教基金会”，大搞“台独”活动。1999年7、8月份，民进党内进行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初选提名，吕秀莲作为陈水扁的副手浮出台面。但由于吕的形象太差，虽受到党内外激进“台独”势力的鼎力支持，但在党内提名上仍遇到重重阻力。最后，由于考虑到吕与李登辉的渊源关系，同年12月吕才获得党内正式提名。

　　2000年3月18日，吕秀莲与陈水扁依靠蒙蔽岛内民众，不搞“台独”，并借助李登辉支持，在岛内民众“求新、求变、求安定”下当选台湾新领导人。但上台后的吕秀莲迅速撕下了其“柔软、和缓”的外衣，露出了“台独”的狰狞面目。当选那一天，吕即对外表示，台湾和大陆“在血缘方面，在历史上是远亲，在地理上是近邻”、“台湾，中国，一边一国”。4月2日，吕秀莲接受香港一家无线电视台的专访，不仅重谈其“远亲近邻”老调，更顽固声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海峡两岸是“两个华人国家”。她还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攻击为祖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把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歪曲为台湾对大陆的“屈服”，妄称“台湾人没有对不起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一起这样对待台湾人？就是因为台湾人变成国共内战的替罪羔羊”，极其阴险地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以图挑起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仇恨心理，撩拨两岸中国人之间的对立情绪。5月28日，她竟然从故纸堆里拾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台湾国际法律地位未定是存在的事实，绝对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吕秀莲当选后的种种分裂言论，使其成为两岸关系中新的“麻烦制造者”。 （刘佳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