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资源型城市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客观上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做保障，国家应为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设立专项资金。
资源型城市转型不是一个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30年。

本刊记者：天涯

大庆的底线
　　庞大的油罐和密布的“磕头机”是大庆人最熟悉的，也是他们的骄傲：40多年间，大庆累计生产原油17亿多吨，接近全国陆上原油总产的一半，创造了连续27年稳产5000万吨以上的纪录，这在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算是奇迹。
　　铁人王进喜生前所在的1205钻井队的历史比大庆第一口井的历史还要早7年，来自西北、华北的数万石油工人在40多年前开进松辽盆地腹地为石油会战时，这里唯一的小村落叫做刘屯。
　　自从1959年大庆的第一口基准井喷油，中国贫油国的帽子被摘掉，40多年来，大庆累计生产原油17亿多吨，接近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一半，创造了连续27年稳产5000万吨以上的纪录，这在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也是奇迹，为此，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成果与“两弹一星”一同载入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史册；同时，大庆还向国家上缴了4061亿元税金，这是国家对大庆总投资的87倍，承担原油价差4190亿元，出口创汇495亿美元。
　　1975年以前，大庆年产原油从97.1万吨快速增长到4626万吨；从1976年到1997年，为持续稳产阶段，年产原油从5030.3万吨稳定上升到5600.9万吨；从1998年起，产量开始递减，油田进入高含水后期开采阶段。
　　在说着那些足够震撼共和国每一位公民的成就时，大庆人更清楚：由于连续多年开采，大庆油田已进入高含水后期开采阶段，生产成本增加，产量递减加快。
　　自喷井也已几乎绝迹，1205钻井队的队长胡志强说，“现在把钻打下去上来的都是聚合物，要注入聚丙烯酰胺，使用这种催化剂有利于形成油聚集的大颗粒。”在油田2001年的一次综合测评中发现：油田的综合含水率已经高达87%，一些主力油田的综合含水率已达90%。也就是说，从地下打出100吨液体中有90吨是水，只有10吨是油。“在一些区块，已经出现成本高于油价的倒挂现象。”来自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一份数据显示，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以来，大庆油田已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56.83亿吨，动用储存达到了48.25亿吨。

苦命的阜新
　　在阜新市78万人口中，已有15.6万人下岗、失业，而且随着资源的逐渐减少，矿区下岗职工还将逐年增加，到2005年，阜新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将达17.6万人，基本上每4个人中就将有一个失业人员，这对于资源枯竭、经济增长缓慢的阜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而对于那些暂时没有下岗的职工来说，日子也并不好过。”据称，由于资金紧张，阜新矿务局从1994年就开始拖欠职工工资，时间最长的达16个月。长期领不到工资，使得多达19.98万阜新居民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也就是说，每4个阜新人中，就有超过1个人处于当地确定的贫困线以下，月收入不足156元。
　　“资源枯竭和高失业率使阜新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这是阜新不得不面对的另一问题。”据悉，自1995年以来，在全国GDP年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阜新GDP年均增长率仅为2.7％。
　　阜新，在中国的版图中只是一个小城，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边陲之地，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煤电生产基地之一，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一五”时期，奠定国家工业基础的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4个能源项目安排在阜新。从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底，阜新累计发电1500亿千瓦，生产原煤5.3亿吨，用60吨卡车装煤排列起来，可绕地球4.3周。

抚顺的历史
　　历史上，抚顺城是明洪武十七年(1834年)修建的。这也是抚顺得名之始，其含义是“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体现了明王朝对周边民族的招抚政策。
　　似乎是注定的，抚顺一开始就与煤结下不解之缘。据考证，大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中期，居住在今抚顺西露天煤矿一带的先人从土层中发现了黑亮的煤炭。当时，先人们还不知道煤能够用来取暖和做饭。于是把煤雕琢成诸如耳坠、耳环等装饰品。
　　清朝定都北京后，抚顺因为地近皇室“三陵”(永陵、福陵、昭陵)，清王室恐伤“龙脉”，严禁开采煤田。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政府财政奇绌，国力日衰，不得不取消开发抚顺煤田的禁令。而不久后的日俄战争，俄国将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日本霸占了抚顺煤矿。抚顺由此成为“日本帝国的一大宝库”，他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计后果地疯狂掠夺这里的煤炭资源。
　　据有关资料统计，至1930年抚顺煤炭职工总数已达3万多人，是1907年的29倍。
　　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使抚顺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城镇，变为以工业为主的殖民地城市——规模急剧扩大，20世纪30年代末，人口猛增至20万，城区范围由清末的4平方公里，增至91平方公里。
抚顺更大规模开采在新中国建立后。有比喻说“抚顺是共和国的动力燃料炉”。
　　建国50多年来，抚顺为国家生产煤炭近5亿吨，上缴利税几十亿元。据介绍，建国以来，阜新每年的煤产量年均达到1200万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用载重60吨的卡车装载起阜新出产的原煤，排起队来可以绕地球赤道4圈半。
　　如果把国家比作家庭，把城市比作孩子，那么，抚顺就是满脸抹着煤灰为养活这个家而卖力苦干的最为老实巴交的孩子——它没有丝毫心眼，没有想着退路，直至体力透支掏空了自己，需要大笔医药费获得新生。于是，它又成为这个家庭的负累……
　　在抚顺，“黄了”和“买断了”是两个高频率使用的口头语。前者指的是企业破产倒闭，后者则是对“下岗失业人员并轨”政策的一种俗称，即，政府一次性付给失业工人一笔补偿金后，就让工人与单位脱离关系。
对于许多人来说，随着企业“黄了”，自己一次性被买断后，几乎是赤手空拳走向社会的。由于资源枯竭后产生的失业人员加上大多数集体企业的倒闭，使得失业大军在不断增加。

转型呼声20年
　　“以煤为纲”给阜新造成的后果，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暴露。这一时期，阜新的煤储量虽然只开采了近一半，但是近一步开采的成本大幅上升，原因是此前原煤生产主要靠开采成本相对低的露天矿，而剩余储量基本蕴藏在地下700米以下。
　　1980年，新丘竖井的倒闭引发了社会动荡。当年，中央派出了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为首的调查组深入阜新调研。
　　回到北京以后，调查组撰写了一份名为《要重视解决穷城穷市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说“煤电之城，穷得出奇”。
　　报告还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建国以来，国家对阜新的投资88%投在了煤电上，地方工业、农业、教育合起来为12%。畸形投资结构造成畸形的经济结构，要解决阜新的问题，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然而这份材料只在领导层传阅，影响没有扩散到整个社会。就这样过去了5年。
　　1985年，阜新市统计局的一位干部到朝阳市考察，发现这个原本远不如阜新的城市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阜新20个亿！他就此给当时的市委书记马波写了一份报告。马波立即再次派人前往朝阳考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朝阳之所以发展较快，是因为及时上了一些地方性的项目。
　　马波据此向辽宁省要求资金支持，进行地方工业建设，本来省里计划拨款27个亿，结果正式批准后变成了2.7个亿。一怒之下，马波给辽宁省委写了一封信，指出阜新的教训是，30年都没有认识到煤电之城的发展规律：“发现-开采-高潮-萎缩-枯竭”。
　　这位市委书记在信中警告，如果接下来的20年，国家再不扶植阜新把其他工业发展起来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马波的信在辽宁省内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把阜新转型的讨论扩展到了社会层面。但这封信也引起了省里一些领导的不满，认为阜新缺乏自力更生精神。为此，马波的政治前途受到了影响。
　　结果，又是6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91年。在这一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联合来自全国150多个煤炭城市的代表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重视解决煤炭城市转型问题。
1991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辽宁解决三角债问题，王亚忱请辽宁的全国人大代表给他写信，促成了朱镕  基的阜新之行。但当时，对于资源枯竭的标准还没有统一认识，直属煤炭工业部的阜新煤矿对资源萎缩在即的说法不认同，他们的说法是，“即使每年开采1000万吨，坚持50年没问题”。朱镕基的阜新之行无果而终。
　　朱镕基走后，阜新市没有放弃努力。国家计委先后于1992年11月和1997年4月下发了2085号和721号两个文件，支持阜新转型。几位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分别对2085号文件做了批示，但阜新的转型之路仍然没有理出头绪。
　　阜新转型的呼声几近20年，却没有实质性进展。
　
及早实施转型战略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云研究员谈到：因煤（油）矿立市、煤（油）矿城市一体的苏联模式，虽然在当时来说有其合理性，但是从长远看，它是不合理的一种短期行为，这种短期行为的危害也只能在几十年后也就是资源枯竭的时候，才能看出来。美国和西欧采取的把城市和矿区分别建设，这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合理的长期行为。城市和矿区分别建设的好处是，它最大限度地回避了开矿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给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矿区资源枯竭，并不影响矿工所在城市的生活，而且城市建设远离矿区，它可以按照城市固有的规律建设和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没有采取矿区与城市分离的模式，王青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当时中国东北地区许多能源型城市都是苏联援建的，或者按照苏联专家的意图设计的，比如阜新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露天矿的海洲矿就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二是矿市一体的模式当时能够节省许多成本，因为资源型城市当时都在交通不发达的地区，如果矿区与城市分离，仅交通运输一项就需要巨大的成本。
　　但苏联地广人稀，矿产资源枯竭后他们可以抛弃因矿而立的城市，向别处迁移，而中国不行，中国人口众多，大规模的城市人口迁移是不可能的，只能小规模迁移，比如阜新沉陷区的一部分居民就迁移到了辽宁的大连，但也仅仅是上百户而已，你不可能把阜新的近百万人口进行迁移。
　　国家已经把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扶持纳入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当中，实施资源型城市转型将从东北开始，并作重点扶持。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研究》课题组认为，资源型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可考虑设立“接替产业开发区”，以促进本地区劳动力的安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王青云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不是一个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30年。
　　有关专家认为，解决资源型城市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客观上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做保障，国家应为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设立专项资金。
　　王青云认为，专项资金应大部分用于资源枯竭型城市，少部分用于资源尚未枯竭的城市。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当务之急是集中解决一些特殊困难，摆脱生存困境。应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养老、医疗保险，下岗职工的失业保险，以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二是帮助资源性企业卸下办社会事业（如从事义务教育的中小学、公检法、消防等）的包袱；三是支持职业培训；四是支持个人创业；五是支持生态环境整治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最为迫切的是解决煤炭城市塌陷区居民的搬迁问题；六是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接续和替代产业，以增强城市发展后劲。
　　而对于资源尚未枯竭正处于成长阶段的资源型城市，国家应更多地运用政策性金融手段鼓励城市发展，把资金支持的着力点放在鼓励发展接续和替代产业方面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问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成功的例子如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日本的九州等，失败的例子如前苏联的巴库。国外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由于所处的国家国情和历史阶段不同，采取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仍然存在一些具有共性的做法。　　
　　值得指出的是，资源型城市一定要及早实施转型战略，如我国胜利油田的所在地山东东营市，在石油产量仍处于上升期就开始实施转型，地方财力相对充裕，转型效果也就比较显著。真到了矿竭城衰，回旋余地就比较小了。　　

　（来源于《中国改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