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机遇 抉择

　　商业战略家王志纲眼中的广东25年

　　2003年10月，本刊记者就“广东改革开放25年的发展历程”，在深圳采访了王志纲。王志纲以其数十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观察与把握，对中观经济的深度介入与研究，以及在微观层面的实战经历，纵横捭阖，历数广东经济25年的发展历程。经整理成文如下，以飨读者。

　　现在，长三角的发展咄咄逼人，广东感到有压力，这是好事，有竞争才会发展。所以有必要对珠三角进行重新审视，通过输理广东改革开放这25年的历史进程，对珠三角的优势、资源重新盘存和整合，以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而要研究广东必须先搞清楚广东人和广东文化。很多年前我就说过，区域板块竞争的背后其实是区域文化的竞争。

　　上篇 广东人与广东文化

　　一部广东人及其文化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中原文化与广东土著的百粤文化碰撞、交融与对话的历史。

　　第一类广东人是广府人。秦始皇灭六国，完成大一统之后派大臣任嚣、赵佗带50万人南下，进入广东，开始了中土汉人与广东土著百粤人的融合。史禄修建灵渠，沟通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加大了这种民族交融的进程。至大唐盛世，名臣张九龄开辟梅岭，北人南移达到高潮。从中原迁移到珠玑巷，再散布到西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等地的移民，可以说是现在广东的先民，我们称之为广府人，他们说“白话”，也就是广东普通话。广府文化的中心城市就是广州，其自古以来也是广东乃至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第二类广东人是潮州人，又称潮汕人。潮州人也是中土汉人不断南迁与当地先民融合产生而成，他们基本活动在韩江流域，说潮州话，属于闽南语系。当时，该地与中土间的文化落差太大，大文豪韩愈也就成了潮州的文化之父，“吾潮导师”。以致于当地人把江改为韩江。这可能是得罪皇帝被贬至此的韩大师所万难预料的。

　　第三类广东人是客家人，他们是比广府人、潮汕人较迟南迁的汉人，经由江西、福建南来。平原地带和沿江流域都被别人捷足先登，“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客家人只好居住在山区，与当地的瑶、畲、壮等少数民族杂居一处，正所谓“逢山必有客”。由于居地偏狭，既无江河之便，又无通衢之利，客家人的生存环境相对封闭，从而保持了许多当时中土文化的特点。潮州人和客家人生存环境不同，文化也就不同。一般而言，客家人重文，潮汕人重商。

　　广东人和广东文化除此三大部分之外，其余都是围绕此延伸而来的，于是形成了一些亚文化体系。从潮州过来，是海陆丰，“天上有雷公，地下海陆丰”，脾气暴躁，反抗意识强烈，革命烈士彭湃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基本属于潮汕文化的余脉。惠州则是客家人的延伸，但更多的还是受广府人的影响。东莞原先属于惠阳，一部分说客家话，一部分说广府话。深圳也是以说客家话为主。粤西包括雷州半岛、湛江等地方都说广府话。粤北的韶关基本上为客家人，以五岭为界，岭北、岭南都是客家人的地方。

　　这个背景形成了广东文化的几个特点。

　　其一是对中土文化有极强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他们貌似少数民族，其实是最单纯的汉族人。广东人有非常浓烈的爱国情怀，不会对中土文化产生离心。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人就是在海外的广东华侨。所以，在广东得风气之先、地利之便，经济一枝独放之时，有人担心广东会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产生脱离中央的倾向，我就断言，根本不可能，原因就是基于对广东人及其文化的深刻体认。

　　其二是背靠中土、张扬外向的文化。外向是因为生存的压力巨大，不得不朝外拓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广东人披荆斩棘、外向拓展的的能力特别强。这其中潮州人表现得尤为突出。潮汕地区，人口压力历来很大，你去到韩江平原，那里村在城里，城在村里，连绵一片，根本区分不出哪是城市哪是乡里。历史上，潮汕地区，女人作绣（潮绣很有名），男人耕田，因此他们被称为能在土地上绣花的人。

　　人多地少，历代统治者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方面逼着他们种田，另一方面就是迁徙潮汕人开发荒田。人多地少造成的另外一个景观就是风起云涌的出洋潮，目前潮汕人已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达一千万左右。从根子上说，泰国的国王、总理、王公大臣及富商巨贾等人的血液里都有潮汕人的因子。客家人的足迹也是非常广泛，据称仅仅在海外的至少有五百万。

　　其三，广东人外柔内刚，很爱国，离故土越远，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就越强。整个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都与广东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康梁的公车上书，掀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吹响了古老中国走向共和的号角；北伐革命、广州起义、农民运动讲习所、国共第一次合作、省港工人大罢工，宣告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潜心研究广东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广东往往是报晓的雄鸡，是盛开在隆冬季节的梅花，一旦阳光普照，春天到来，百花绽放之后，就自行凋谢了。1927年到1949年，1949年到1978年的广东就是这样，90年代后的广东随着大上海的崛起也是这样。

　　中篇 邓小平为什么要选择广东

　　广东在清朝以前，中土王朝非常自信的时候，就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之一，可说万商云集，热闹非凡。当中土王朝萎缩、胆怯的时候，虽然采取了禁海政策，广州却依然是对外交流的门户。清朝时广州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商人——牙商，比徽商还早了一步；因为，广东商人这时已经开始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了。由于中国当时出口的主要是深受西方人喜爱的茶叶、丝绸、瓷器及手工制品，所以英国和清朝的贸易总是处于大逆差状态。英国就选择了“高端”产品——鸦片做交易，这直接威胁到大清的统治基础。清朝政府感于鸦片的“祸国殃民”而开始禁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英国用尖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中国被迫开放；还签定了《虎门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必须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及上海为通商口岸。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开放之后，其重要性迅速超过广州，大批有国际贸易经验的广州人就跑到了上海。他们的经济活动促进了上海的繁荣。天平天国之后，很多江浙人也跑到了上海，再加上上海作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最大的桥头堡，租界林立，保持了长达100多年的安定，这也是上海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鱼村能够迅速成长为中国乃至亚洲璀璨明星的一个原因。

　　解放后，广东的经济始终无足轻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东是沿海前线，是准备“放进来打”的地方。所以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很少，既无东北、上海那样的工业基础，同时也没有历史包袱。建国几十年以来广东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广州和粤北，在珠三角反而很少。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当时，邓小平说要让广东杀开一条血路，先闯一闯。为什么会选择广东？第一，广东历史上就有开放的传统，广东人的外向性很强；第二，广东在地理上与香港澳门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开放时既可吸收港人的投资，利用其对外贸易的通道，成功后又可以近距离地震撼香港人被“毒化”已久的心灵，从而为平稳收回香港打下重重的伏笔；第三，广东长期是“化外之地”，即使试验失败了，也不会成为“心腹大患”，不会伤筋动骨。第四，当时，之所以不敢放开上海，还因为上海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擎天巨柱、“心脏地区”，如果别的支柱没有立起来之时，绝对不敢先动上海。上海要是出了问题，就会产生“心肌梗塞”；第五，按照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思维和经验，一般要先做样板，成功了才会加以推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旋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传奇。不管怎样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果还想重复昨天的故事，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痴人说梦。

　　下篇 广东沉浮三部曲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至80年代末。因为广东是“化外之地”，中央给了广东特殊的经济政策和极大的发展空间，让广东先行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往前杀出一条血路。由于广东在地理区位上与香港、澳门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特别是与香港紧紧相连，同源同种、乡里乡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广东早期的改革开放，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以港为师”。由此实现了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的原始积累。在这一阶段最活跃的是所谓的广东四小虎——东莞、顺德、南海、中山。这种“就地取材，以港为师”的实践一下就催生出非常有趣的经济模式——

　　第一种是“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即“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也就是说原材料和市场在外，而加工在内。以东莞为代表的加工、制造业模式就是这样。因为开放之初，像小平说的中国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却没人知道哪里才是对岸。当时整个中国刚起步，还非常贫穷，我们惟恐外资、外企来抢占我们的市场。所以希望通过“两头在外”的模式，一方面解决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赚取适当的加工费来完成我们的原始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渠道来给中国的“工业化“补课。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过25年的发展，以珠江为界，整个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及增城、惠州的一部分，不仅因此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还摸索出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珠江三角洲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恰巧这时正好赶上以香港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调整，香港通过把传统制造业转移到内地（因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关系，就大多放在了东莞。那时深圳气吞万里如虎，有点瞧不起这些小叮当，故大都放在了“兵荒马乱”的关外），腾笼换鸟，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工业制造业的比重迅速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则大幅度提升。所以说，广东这20多年来的发展一方面仰赖中央政府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广东人“以港为师”摸索出来的结果。

　　第二种是“内外结合”的经济模式。即市场在内，内外结合。这主要是以南海、顺德、中山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西岸城市。搞“三来一补”，它们不具备珠江东岸的东莞那样的优势，但作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二传手”，它们的优势就非常明显。它们凭借先行一步的市场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启动内需，大做国内市场。电子、家电、家私、建材、化纤等企业遍布珠江流域，从而出现了“粤军” 扛着“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乐从的家私、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等蜚声全国市场，大赚特赚全国人民的钱。

　　第三种是广东本身的消费模式。改革开放25年来，广东人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得很快。以前广东的消费都是以广州为中心，伴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崛起，这些二级城市慢慢自信起来，开始看不起广州了。那时候高档的消费他们就去国际都市——香港，普通的消费就在自己家门口。在这种背景下，随着各二级城市经济实力的迅速强大，各路“诸侯”就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各种基础设施及楼堂馆所、娱乐设施的建设上，真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催生和支撑了各地的城市化。如果说长期以来广州是“众星捧月”，“万众归心”，那么到了这时，崛起的各路“诸侯”基本不把老大哥——广州放在眼里。

　　第二阶段是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随着广东试验田实践的成功，中央扩大了上海的开放力度，长三角迅速崛起，同时对外开放，全国山河一片红，广东独占的外资、外贸优势不复存在。一部分外资向长三角、大北京及其他区域分流，彻底改变了珠三角经济一花独放的格局。当人们的目光不再独独聚焦于珠三角而更多地关注着长三角时，广东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与挑战。

　　尤其是广州，可说“内忧外患”。一方面，面对长三角咄咄逼人的压力，似乎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另一方面，许多的商业机会被周边的大大小小诸侯拦截、蚕食。因为由香港向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到了广州已是强弩之末。一般而言，城市的级别越高，进入的门槛越高，成本越高，越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广州没有尝到世界产业转移的甜头。此外，如前所述，因发展而富裕的珠三角各自为政，除了本地的工业外，也纷纷发展自己的酒店业、商业和会展业。有消费实力的直接去了香港，或大消费到香港、小消费在本地。这种离心倾向，使广州遭遇空心化的尴尬。

　　这时，广州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可以说是一种“荒野的呼唤”。广州振臂一呼，可是珠三角腰粗腿壮的小兄弟们不响应。启动珠江新城的建设，地铁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就发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广州这时最为蓬头垢面，一度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县城”，一些媒体甚至称其为“最说不清楚的城市”。这时广州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如同赤身裸体站在田埂上的巨人，发出孤独的呼喊，但无人响应。与此同时，周边各路诸侯自我发展之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种种弊端开始暴露无遗。

　　第三阶段是90年代末到现在。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广东进入历史性的发展阶段，“凤凰涅槃”，孕育着新一轮的崛起。香港回归后，长期与广东若即若离的深圳特区断了退路，南面为王的可能不大，痛定思痛意识到必须重新融入珠三角，才能维系和提高自己的区域地位和城市竞争力。以南海、中山、顺德为代表的其他珠三角城市，也逐渐意识到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划地为牢、造成的恶性竞争和内耗的弊病，审时度势，主动向广州靠拢。当此之时，中央及广东政府“强制削藩”（整合大佛山），珠三角各城市在长三角的强大压力下，发出真挚的呼喊，万众归心找“龙头大哥”。“天下群星朝北斗”，此时广州的“龙头大哥”的江湖地位重新再现。珠三角面临一次重新调整、整合，再上台阶的历史机遇。

　　（新望 杜珂整理）

　　（《中国改革》杂志社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