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角色的变迁

　　要真正了解大珠三角战略联盟的来龙去脉，必须对其中的主角——香港的经济有概括性的认识和了解。香港经济的发展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这时亚洲四小龙经济如日中天而中国大陆则是政治动荡不已、经济濒临崩溃。放眼全球，世界经济正处在转型期，也就是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惊涛拍岸，欧美发达国家也将其传统的制造业转移到成本低廉的亚洲，面对此经济转型的机遇，香港凭借它的英国背景和自由化的经济模式，当然还有它非常低廉的成本，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那时中国大陆，每年有十数万人偷渡到香港。临近香港的惠州大亚湾就曾被称作“偷渡天堂”。零零星星偷渡的不算，大的高潮就有三次。第一次是1960年；第二次是文革期间；第三次是开放之初，国门洞开，边境松动，两边差距甚大，外逃风潮再起。由于体制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差异，加之经济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当时的港英政府对偷渡之事睁只眼闭只眼，你只要能上岸就马上发给你身份证。文革前香港300余万人口，文革结束后人口突破500万。所以说是地缘优势，使香港获得长足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78年到93年，即正式改革开放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前。这15年是广东外贸独占时期，说白了这15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针对香港人的开放。这个时期以广东为代表的大陆70%以上的外资是港人的投入，30%才是所谓的国际资本。概括起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香港的繁荣，反过来香港又催肥和带动了它一衣带水的祖居地——广东。15年的外贸独占让广东完成了原始积累和经济革命的裂变，原始积累铸成了广东经济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国，而且还影响了世界。广东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支撑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雄心和壮志，堵住了左派顽固、保守分子的嘴。这也是邓小平要第二次南巡的真正原因。

　　但是香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呢？说实话是地缘、人缘及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的。中国是个不太讲法制但讲人情的国家，在别的国家，如果你没有完善的法制和健全的游戏规则，人家不敢来投资，怎么能来呢？但香港人敢来，因为广东是他的父母之邦，血脉相连、本乡本土的，大家在一起一喝酒吃饭就说干吧没问题，就这么哗啦啦地干起来了，这是中国经济的特色。如果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时局不稳，他可以瞬间逃往香港。所以广东与香港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真正的双赢互动。以广州为龙头的珠三角催肥了很多香港的老板，倒过来香港的老板们也推动了珠三角天翻地覆的变化。

　　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针对华人的开放，尤其是香港？因为在这个阶段，由于特殊的国情和绝佳的区位，香港成了全中国唯一和全球尤其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接的世界通道。就像打排球，当时全中国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广东再传给香港这个扣球手，全中国的球都由香港扣向美国、英国、法国，扣向全世界。最后得彩的是香港这个扣球手。整个中国催肥了香港，也催肥了广东。那个时候香港人赚钱实在太容易了。我认识很多大陆过去的香港老板，当时是光着屁股过去的，取得个香港身份，口袋里装了三万两万就敢回国内来开公司、办工厂，从国外拿定单，利用国内的优惠政策和廉价劳动力生产。这种例子多不胜数。由于香港的特殊世界通道地位，全国主要城市或者大型企业集团几乎都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或中资公司，于是全国人民大量的资金流入香港。几乎是全民炒房，很多人大赚特赚，97年香港回归前后差不多有上千亿资金介入地产领域，房地产泡沫已经膨胀到极限。加上那时很多大陆的“表叔”去香港消费——最先学讲普通话的就是那些服务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表叔交流啊！当时的香港可谓百业兴旺，手表首饰、冰箱彩电、数码相机热卖非常，酒店业、娱乐业、旅行社等等生意火暴。香港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格局，认为发财真是太简单不过了。那时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动辄千万，滨海别墅更是随便上亿。

　　第三阶段是“97”之后，游戏规则变了，由原来的打排球变成踢足球了。就是谁有本事盘球过中场都可以直接射门——这个门就是世界市场之门。随着整个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经不再需要广东这样的二传手了，香港已不是唯一的世界通道。这时候，上海首先将球踢向了欧美，北方的山东青岛和辽宁大连直接射向日本和韩国，东北则踢向俄罗斯。当此之时，即使广东还保持着对香港的依赖也仅仅是一个省的依赖。原来全中国对香港的依赖，一下子分散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时至今日，许多香港人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还没有从原来那种“纸醉金迷”的不正常状态中调整过来，而是一味地把香港的衰落走低归罪于近期的某些政策。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整个中国全方位的开放，以前13亿大陆人对之的依靠，如今变成了1个亿，全中国对香港的支撑和倚赖被摊薄、减弱。“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偏遭顶头风”，这时随着信息化浪潮的涌现，全球经济又出现一次大调整、大震荡，金融危机重创亚洲，香港经济铅华尽洗、疲态毕现。与此同时，经过20余年的经济发展，广东甚至在一些领域成了香港的竞争对手。于是，香港经济萎缩、民心涣散，自悲自弃。香港人或许享受轻松捞钱的时间太久，以至于现在很多人还幻想着昔日的繁荣重现。古希腊一位哲学家曾说：“任何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善哉斯言！

　　换一种角度看，这也许是好事，长三角的迅速崛起和以广州为龙头的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极大地刺激了香港。香港人骨子里原本是看不上起广东“表叔”的，但内忧外患，只得低下高贵的头颅，开始认真地反省自己，理性地思考和广东及大陆的关系。而原来所谓的“粤港一体化”相当大的成分是作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占香港80%的第三产业要找一个第二产业来覆盖，第二产业越发达，香港的服务功能就发挥得越到位。倒过来广东要实现第二产业升级换代，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工厂，也必须找到一个家门口的平台。这是多好的一种组合啊！这也是粤港真正大融合的关键所在。在这种背景下，广州、深圳、东莞、中山、顺德、佛山等珠三角城市，都明白过来了，就是要各守本分，分工协作，合作利大于弊，合则双赢，斗则两败。如果香港和广东不加快融合，那么香港将真的可能被边缘化，最终它的经济地位会被长三角所取代。在这种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背景下面，什么都好说，什么都可以谈。毛泽东讲：“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根据内因而起作用”。这个时候香港急了，香港由被动变主动要和广东融合。这里边还有一个关健的问题，就是要有一个媒婆来撮合，这个媒婆就是中央。中央这回也想通了，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就象一个飞机，只有一个引擎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两个、三个、四个，既然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引擎为什么不用它呢？所以粤港经济一体化走到今天可以说是躬逢其盛，天时地利人和，万事具备。

　　简单说粤港一体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是三大原因。其一是广东，经过25年的发展，已经不自卑了。此外，随着经济的升级换代它强烈需要“店厂合一”，需要香港这个超级服务平台。其二香港经济困顿、内忧外患，也迫使之低下了高贵的头，强烈希望一体化。其三，中央政府，从政治、经济、社会及国际等各个方面来考虑，也希望粤港一体化并积极促成这件事。所以才促成签署了CEPA，这就为粤港两地作了一次超级媒婆。从此，粤港经济合作进入实质阶段。从整个宏观层面来看，我很看好粤港一体化。至于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解、摩擦、碰撞、吵架、骂娘，都不可能阻挡大的趋势，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形势比人强，大的趋势摆在这里，其他问题都好办，都是可以协商、调整的，因为利大于弊！

　　由于“粤港一体化”涉及多个复杂的层面，具体操作时应先易后难，先解决硬件的对接，再考虑软件的融合。硬件方面首先要解决的是两地交通一体化，包括深圳24小时通关、西部通道的拉通、港澳珠大桥的建设、5大机场联动整合、7大港口、开放广东的旅游等等。通过多方谈判，减少摩擦、冲突，协调利益，最终达成共识，实现双赢。这是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软件和制度上的调整，解决起来可能比较困难，比如人民币与港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的自由流通，粤港两地人才和资本市场开放等，都需要时间来解决。但是那么大的欧洲，几十个国家、几千年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习俗都能够一体化，我们为什么不能呢？粤港真正实现一体化的基础和前提，必须是货能畅其流，物能尽其用，人能尽其才。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粤港地区作为世界最有活力的都市圈，自然就会极大地加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竞争力。这中间可能需要许多磨合、甚至内部竞争，但形势逼人，大敌当前，两害相权取其轻，运作起来必然带来商机。

　　（新望 杜珂整理）

　　（《中国改革》杂志社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