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广东要建设文化大省,好事一桩,应共襄盛举。现状如何?与其掐着指头数成绩,毋宁大度为怀,让大家揭疵指谬,直指症结,为清扫障碍出力。
一辈子滥竽大学,教书写书,对个中情况略有所知。恕我直言,作为现代文化盛衰标志的大学和出版,广东至今仍是落后地区。
落后的广东出版业
出版的任务无非是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满足市场对学术、文化产品的需求。可无论从哪方面看,广东的出版都是落后的。别说与北京、上海这样的无可争辩的文化中心比较,同中西部一些省区比一比吧。广东没有一家出版社比得上湖南的岳麓书社、贵州的人民出版社!没有一家广东的大学出版社比得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讲学术、文化的传承,应该努力出版中外文献。求其次,也应将本省的有关文献赶快出版。前者固然乏善可陈,后者也缺项太多。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居然对引进新的学术文化“乏善可陈”,这不是小事。
关于地方文献当然不是没有做工作,但广东地方历史文献和历史人物著作的出版非常落后,远远比不上湖南、安徽、山西等省,似乎已成为无法争辩的事实。梁廷枏、陈澧、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何启、胡礼垣……这些是近代中国出类拔萃、名垂千古的广东人,他们的全集至今不见踪影!面对外省出版社编印得那么精美的《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张之洞全集》、《三松堂(冯友兰)全集》、《朱光潜全集》、《蔡元培全集》、《胡适全集》,连卷帙巨大的《李鸿章全集》也很快就要面世了……如果还有责任心的话,广东出版界的头头们应该脸红。
观念和制度变革滞后
学术、文化发展需要健康的环境,条件之一是出版业能为创造者提供良好的出版机会。广东出版界的状况却是不但外省的优秀作品很少在广东出版,本省作者最有影响的著作也大都要在外地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学者出过几部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甚至可称洛阳纸贵的著作,如《山坳上的中国》、《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等,都是在广东的出版社拒绝出版后拿到外省市出版的。有的编辑编出很好的丛书或连续出版物,也只能成为外省市出版社的品牌书。有些著作在广东一再受阻,在外省却一路绿灯,出版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据说,这样的故事很多。
究其原因一是缺乏对学术新见的宽容。
二是没有树立学术书也可不赔钱乃至赚大钱的观念。没有研究三联、商务等出版社的经验;他们出的几乎都是学术书,经济效益也不俗。
三是没有虚心吸取国外和港台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后果之一是即使出了好书,也影响不大。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的选择》,考察了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总的看来,学术水平颇高,而又非常适合中国当前需要。我也的确是考虑国企改革是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才鼓动有关朋友为我主编的“现代与传统丛书”写这部书的。可是,领导似乎更关注作者的身份,不惜工本印得很精美,去角逐各种评奖,却忽视了推广,恰恰与国外和港台地区出版业追求市场效应的理念背道而驰。
出版界普遍为经济效益不佳叫苦连天,原因不外两条:一是没有不占领市场就破产的压力,二是不少钱扔到水里去了,大把大把的钱或是用于不必要的公款消费,或是用去补贴凑热闹的项目。而不从体制改革着手,瓶颈怎能冲破?
中央一再号召要冲破体制和观念束缚,实际情况是体制改革缺乏勇敢探索的勇气。
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至今不见落实的行动。
发行渠道外资已经进来。广东出版界藏龙卧虎。广东的民间图书业生气勃勃,但仍然障碍重重;迄今没有看见把为他们清障作为大事来抓。
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辽宁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脱颖而出,而广东的出版社却黯然失色?
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面临的任务需要改革家和出版家,看到的却并非如此。
广东高等教育的困境和出路
再看看大学的情况。不但15%的毛入学率远远低于江、浙的20-25%(发达国家更在50%以上),而且没有一间全国一流的大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各地纷纷创设大学,十多年过去了,除个别学校外,多数停留在较低层次的技术学院、乃至办得不高明的社区学院的水平。同时创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却已经进入亚洲先进行列!
我们的大学图书、设备无疑落后,更落后的是大学教育中各种各样的制度。关键是什么是大学和大学要培养什么人两大根本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什么是大学?有些人以为盖好大楼,找来教师,购买一批图书、设备就是大学了,这是那些大学后来办得不上档次的重要原因。翻翻报章,近年来教育官员或学校负责人喜欢引用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急于收罗人才之情溢于言表;认识上了一个台阶。不过,还很不全面,没有抓住关键。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已经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卷第451-452、576页)蔡元培移植的就是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也是大学所以为大学的真谛。只要了解大学的任务不但要传承还要创造学术文化,只要承认“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不能不坚持这些所有现代大学都不能不实行的基本原则和相应的制度。
广东经济是与国际接轨的经济,是冲击世界水平的经济;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大学,没有在思想观念上站在世界前列的大学,支撑不了这样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要是说经济上还有几个企业敢于以创建世界一流大企业为己任,却没有听说哪一个广东的大学敢于理直气壮提出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为奋斗目标。
广东有些大学不惜重金引进一些人才;这当然是好事,还应该多做。可是,如何营造一个让原有的和新引进的人才飞跃的制度环境?这一基本问题不解决,再好的人才也会枯萎。
另一个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管理者必须了解,未来一代中国人必须是方方面面都是自己望尘莫及的新人;必须构筑一个制度平台,让他们吸收、探索和创造人类文明,才有可能适应充满变数的新世界乃至引领时代潮流。不是说“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人的建设,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吗?所谓人的素质就是现代公民的素质,基本内涵是有独立人格、民主自由思想和法治观念。这是从小学开始的终身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特别是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内容。它是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又是释放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推动科学、技术和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
想要建设现代大学,让它能够正常完成它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就不能忘记这两个根本问题。
经过那么多反复,干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蠢人,虽未根绝,确实越来越少了。可是,不能忘记的教训是:几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失误给国家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自然科学和技术错误的后果。
改革、发展原有大学是当前发展高等教育的主要基础。可是,要让一个有九千多万常住人口的大省实现现代化,必须把建立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放上议事日程。这也是推动竞争,促进改革的重要步骤。海内外华人中有不少亿万富翁,也不乏愿意为祖国教育发展出力的世界一流的著名教授和教育家。有人早就表达了成立基金会,在中国设立私立大学的愿望。困难在自我设障。历史一再证明,推动解放思想,从来是中国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在这一问题上会不会有所突破,也离不开这个关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增拨教育经费,使之逐步达到联合国推荐的占国内生产总值6%的水平,这是建设文化大省题中应有之义;这更离不开观念的更新。
(《中国改革》杂志社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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