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瞭望周刊记者 戴 廉

　　《瞭望新闻周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颁布两年来，职业病状况是否得到明显改善？

　　苏志：一个法律出台之后，寄希望于几年之内看到明显的变化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的来说，全社会的意识在逐渐提高，但是我实在不敢把问题估计得太乐观。

　　《瞭望新闻周刊》：为什么不太乐观？

　　苏志：职业病是人为的，是由于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定和标准导致的，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职业病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

　　问题之所以严重，首先是因为我国职业病的危害有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第二，职业病有一定的潜伏期。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就业问题。农民在农村没有土地或不足以养活自己，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向城市，转向工业，对他们来说，就业是首要的。对于各地政府来说，也都把发展经济当作首要任务来抓，《职业病防治法》颁布近两年来各级政府贯彻的力度远远不够。另外，职业病防治需要投入，其费用需要计入成本，而一旦计入成本，产品价格就要提高，就可能影响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些都是连带的问题。

　　《瞭望新闻周刊》：从职业病防治情况来看，有什么新情况吗？

　　苏志：一个新情况就是我国的产业工人结构在改变，城市产业工人正逐渐被农民工取代。和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的健康权益得不到保障。

　　《瞭望新闻周刊》：一些农民工给经济发达的省份或地区创造了财富，但却把疾病带回了贫困落后的家乡，有专家提议给农民工建立可以转移的个人医疗账户以解决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苏志：如果能够按照国家规定，把整个社会的工伤保险建立起来，雇用一个工人，就为他交纳一份工伤保险，这些问题基本都可以解决。

　　《瞭望新闻周刊》：也就是说，对于农民工的职业保障来说，现有的法律框架已经足够了，关键是执行。

　　苏志：对。职业病防治是和企业的用人管理联系在一起的，《职业病防治法》也建立在《劳动法》基础之上，又与《工伤保险条例》紧密相连。如果劳动管理跟不上，社会保障问题跟不上，要解决职业病问题也是很难的。此外，对于农民工问题，劳务输出的地方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教给他们最基本的防护和培训，这些是很重要的。

　　《瞭望新闻周刊》：目前我国职业病的状况如何？

　　苏志：职业病的问题刚刚揭开了一个盖子，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影响到劳动者健康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但是到底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还没有一个全面的估计。

　　《瞭望新闻周刊》：那么，如果目前的职业病趋势不加以遏制，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苏志：我了解到农村的一些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职业危害，如果不加保护，对他们今后的劳动能力将带来影响。一个人一生，如果可以工作42年，而他只工作了10年就因为职业病丧失了劳动力，还拖儿带女，那么，他的一家人怎么办？他之后几十年的生活怎么办？

　　如果这样下去，我们曾经有一个担忧，对劳动者个人来说，职业病是对个人健康的损害，生命健康权的侵害；对整个国家来说，这将有可能使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健康水平下降，以至影响到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依赖的是人。

　　《瞭望新闻周刊》：当前加强职业病防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苏志：首先一个，要解决发展观的问题。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重视职业卫生工作，职业病防治应当列入政府政绩考核的内容。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否则地方政府就不会把职业病防治放在重要位置上。还要坚决抵制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的壁垒如果不打破，职业病防治要落到实处就很难了。

　　从卫生部门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来说，要依法加大监管力度，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职业病防治监督执法部门人员少、体制不顺，地方财政又不保证费用，致使卫生执法力度受到影响。职业病防治机构的能力建设和技术力量也亟待加强。

　　此外，还要靠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要靠用人单位法律意识、责任意识的增强和自身管理能力的增强。

　　再者，我国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工艺落后、污染严重、危害严重的产业还很多，必须对落后产业动大手术，提高技术水平，淘汰高危害、落后的工艺技术生产设备，大力推广职业病危害控制的适宜技术，从源头上根本控制职业危害，防止职业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