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本报热线接到北京阳光学校一位老师打来的电话，说该校广西籍校长上任刚一个月就走了，并带走了学校今年刚收上来的280多万元学费，老师在电话里向我哭诉：“目前学校的教学秩序已经大乱，老师们工资发不下来，学生们也无心上课，希望信报帮帮我们。”接到电话后，我意识到事态严重，马上和同事对阳光学校进行了采访。
我们先后去了三次学校，采访了很多老师、学生、家长和教育主管部门，了解到的情况与电话中老师所述基本一致。4月8日，《阳光学校校长卷款蒸发》的稿件见报了，但稿子见报后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反响弄得我有点儿发懵。
稿件见报当天，报社热线一个上午就接到了十余个电话投诉，对我们这篇稿子提出质疑的全部是阳光学校的老师，甚至有位老师前一天刚刚接受我们采访，第二天就反口说所有的话都是我们杜撰的。即使在我们出示了录音佐证后，该老师仍然坚持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愤怒之余，我也极度不解，是阳光学校的这些老师希望媒体曝光此事，为什么见报后又是这些老师将矛头对准了记者。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当天下午，阳光学校的一名老师给我打来电话，对报道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希望我继续做跟踪报道。我追问他，为什么很多老师见稿件上报后突然否认事实，良久这位老师告诉我：“请你们记者来，是希望通过你们解决问题，不是让你们来写报道的，你们一报，很多老师就忐忑不安，怕自己因此失业。”“那你们岂不是把记者当工具使。”电话那头默然。
长期以来，我很为自己从事的职业自豪，因为这个职业可以用舆论的力量保护一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们。但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职业操守受到了质疑，而提出质疑的恰恰是你曾经想方设法为他们直言的人们。
好在我们有图片作证，好在我们有采访录音，好在事实如此无法颠覆……事隔多日，阳光学校的报道风波业已平息，但亲历了这场维权奋争，我却如鲠在喉。坚持报道真相，坚持维权，记者没有错；而希望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希望鞭挞社会上所有的恶行，阳光学校的老师们似乎也没有错，但到底是谁错了呢？
信报记者张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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