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半年的短短3个多月时间里，北京先后迎来了4位欧盟的高级别领导：先是欧盟贸易委员拉米；然后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本月初，欧盟委员会科研委员菲利普·比斯坎也来到了中国；今天(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加入了访问中国的行列。

　　没有“美国式”的张扬，也没有“日本式”的顽固，欧盟正在“安静”而稳定地发展欧中关系。除了每年一度的中欧领导人会议外，中欧高层频繁的互访，意味着双边关系正在走向成熟和紧密。

　　就在5年前，“欧盟”给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可能还是“几个发达的欧洲国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短短几年之后，无论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还是“索拉纳”、“普罗迪”，许多中国人已经对这些政治名词耳熟能详了。在不知不觉中，中欧经贸关系间的热度已经传递到中欧政治关系，中欧关系已经跃上了“战略伙伴”的层面。正如普罗迪行前所说的：“目前是中欧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

　　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迅速提升，固然是因为中欧经贸关系突飞猛进、民间需求增加以及双方政治家的推动，但中国和欧盟各自的发展和国际背景的改变，却是推进中欧关系的最根本动因。

　　首先，欧盟已经不仅仅是国际舞台上一个“经济巨头”。随着实力的增长和一体化的深入，欧盟对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兴趣明显增大。“外交”原是一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但在一体化进程中，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外交上的协调力度加大。1999年欧盟设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这一职位后，欧盟“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目标正在加快落实。如果《欧盟宪法》今年获得通过，欧盟还可能设立“外交部长”一职，“欧盟统一的外交政策”届时将更加现实。

　　受其影响，欧盟发展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98年欧盟通过的对华政策文件《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中，明确指出欧盟将“提升并扩大与中国的政治对话”。2003年10月欧盟通过的名为“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挑战”的战略文件，更是把中欧关系提升到了战略的层次。

　　其次，欧盟积极发展“独立的外交和防务”，改变了过去在国际事务中“看美国脸色行事”的状况。近年来，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欧盟与美国在国际问题处理原则上的分歧日渐明显。1999年欧盟首脑会议决定成立“快速反应部队”后，欧盟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底气变得更足了。

　　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美欧态度的截然不同，最能体现出欧盟摆脱美国控制的坚定决心。美国坚持认为，中国自1989年以来，“民主”和“人权”状况没有改善，因此不断向欧盟施压，力图使欧盟的“解除禁令”努力失败。但欧盟在对中国“民主”和“人权”的评价上公开与美国唱反调，索拉纳、普罗迪和彭定康都表示，近15年来，中国在“民主”和“人权”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是讨论‘解禁’问题的时候了”。虽然最终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还要经过复杂的程序，而且也存在不小的阻力，但欧盟坦承事实、顶住美国压力的勇气，有力地证明了欧盟“独立”外交和防务的决断力。

　　第三，欧盟对世界格局的判断和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与中国非常相似。50多年的欧洲一体化过程，是成员国之间合作、谈判、妥协的过程，欧盟政策的形成，也是经过所有成员国的讨论、协调最终形成决议。合作和对话解决问题已经形成了“欧盟特色”。欧盟把这一“特色”适用于国际事务，就是奉行“多边主义”，强调政治对话和多边合作解决争端，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

　　强调“多边主义”的“欧盟特色”，与强调“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的“美国特色”形成鲜明对比。“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正是欧美分歧有扩大化趋势、而欧中关系迅速接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的“反恐斗争”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欧盟与中国都认为“反恐”不是战争，反恐要加强国际合作，要标本兼治，同时还要避免人民受到伤害；美国则认为“反恐”是场战争，哪里发现“恐怖踪迹”，美军就打向哪里。

　　第四，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贯彻，也为中欧关系提供了深化的“土壤”。近一年来，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外交上正逐渐改变“被动反应式”，转向“积极参与”，主动寻求多边合作。去年10月，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了《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正是“外交主动性”的表现。索拉纳多次表示，中国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欧盟欢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与中国实力相称”的作用。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将有利于我们(中欧)开展更加高效的合作，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共识，共同应对国际上新的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