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随着“宝马彩票案”真相的初步披露，陕西省体彩中心主任“以人头担保”的信誓旦旦，已经成了一个荒诞的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小幽默。这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官员，能否为一个公共部门或行业的规范和职业道德担保，以及这种担保是不是靠得住？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有两条：

　　首先，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运行方式，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支配和整合能力，对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巨大影响力，注定了必须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制度规范，才能对其运转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出有效的约束。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人物，都不能以个人名义随意为一个部门或组织担保的原因就在于，即使是核心人物本身，也只能是制度中的一员，而不是制度本身，因而只能代表自己的职责发言，而不能代表制度发言，更不能为制度担保。“宝马彩票案”的真相初步揭开后，陕西体彩中心那位曾“以人头担保”发行方没问题的主任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他只是担保彩票本身没问题，但没有担保发行商没问题（大意）。这也许是说了句实话，但他对这个常识认识得有点晚了，况且发行制度本身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呢？

　　其次，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再完善的制度，也只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不出问题，但并不能保证绝对不出问题。因为任何制度都是要靠具体的人来执行的，而每一个制度中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职责，因而，从处在制度顶端的核心人物，到制度末端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有可能对制度造成严重的破坏。中石油的特大事故，就发生在制度的末端。这就是不能轻易担保的原因。如果某个制度本身就不完善，这种担保就更是荒唐的。

　　像陕西体彩中心主任那样“以人头担保”的做法，原因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他不懂这样的常识，误以为自己的清白，就是整个行业的清白，要么是他在作秀，有意掩盖某个见不得人的东西。至于是何种情况，随着“宝马彩票案”的深入调查，一定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社会学里有一个概念，叫“社会系统信用”，意思是说一个社会的信用，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府承担着比公民和民间社会大得多的责任。因此，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信用，首先要靠制度约束，其次才能靠道德自治。这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常识。以个人信用为一个公共部门或行业的信用担保，绝对不是现代制度文明的产物，而是农业文明和人治传统的遗风，是极其可笑的做法。

　　我们自古以来都善于进行宏大的理论畅想，但是任何理论畅想，都必须变成有效的可遵循的制度设计才有现实意义，否则，便是虚幻的臆想。“宝马彩票案”，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有必要认真检讨我们的制度设计是不是有漏洞，更有必要考虑如何修补这种漏洞，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避免政府信用的更多流失。这是“以人头担保”誓言留下的沉痛教训。本报特约评论员燕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