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保卫战第一枪

　　“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很清楚地记得，她是在2003年8月16日获知云南怒江州要修建十三级水坝的。

　　当时汪在南水北调的丹江口采访，途中忽然接到在环保总局的一个朋友电话，朋友急匆匆地告诉汪永晨，怒江要修十三级水电站了。

　　“以前我对水坝关注得并不多，2001年去泰国的时候，遇到当地的一个反坝村，至此我开始觉得反坝是环保的一项内容，但是从内心来说依然觉得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可就在听到怒江的时候，我的心头一震。”汪永晨说。

　　环保总局的朋友告诉她怒江是中国最后的生态江之一时，汪说从那一刻起，觉得这辈子反水坝的生涯要开始了。

　　“我的朋友说，他在国家发改委开会，孤军奋战，‘环保总局一定要守住’，并且非常急需她帮忙找一些熟悉怒江的专家学者，他要反击！”

　　汪现在要为这位环保总局的朋友输送“援军”。在丹江口船上乱糟糟的环境，一个个名字闪过汪永晨的脑海，忽然“何大明”这个名字蹦了出来。

　　何大明，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主任，著名河流专家。汪永晨10年前认识何大明，但是后来一直没有联系过。2003年7月汪去云南采访时碰到云南的一个朋友，谈到修水库事情的时候，获知何大明有关于怒江的大量、详细的资料。

　　没有犹豫，何大明的电话马上就被汪永晨送到她环保总局的朋友手中。

　　如此，就有了何大明在2003年9月3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北京市主持召开的“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上对怒江建坝的激烈抗议。而何大明的这些言论后来成为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北京的专家们向怒江“发难”的基础。何大明成为最先反对开发怒江、呼吁“为子孙保留一条生态江”的专家，也是站出来反对怒江建坝的惟一的云南当地专家。

　　就此，也挑起了全国关于对于怒江大坝的争论。

　　2004年3月下旬，《经济》杂志联系过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希望通过何大明了解当时“北京会议”的情况。该中心的一位人士称，何现在可能不会接受记者采访，“太多媒体采访了”。而记者从其他渠道获知，云南有关方面曾专门找过何大明“谈话”。

　　2003年9月份北京这个会议汪永晨也列席参加，“当时我叫了绿家园记者沙龙十几家媒体的记者前去”，由于这场会议请来的专家大多数是反对建坝的，所以局面呈现“一面倒”。

　　环保NGO人士、环保官员都称这次会议是“打响怒江保卫战的第一枪”。

　　在云南本地，同样有一个环保NGO——“云南大众流域”在密切注视着怒江流域的水电开发，他们一度甚至促成了云南政府内部的第一个不同声音的出现。

　　2004年4月14日，“云南大众流域”负责人于晓刚在昆明接受《经济》杂志采访时说，在2003年初，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怒江要建水电站，不过当时只是风言风语，很难确定。随着消息明朗，在香港乐施会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于晓刚反复提出，怒江作为生态江应该保护。

　　“直到2003年7月份，‘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我的心才放下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事态急转，8月份便听说《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举行。太惊讶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呢？”直到现在，于晓刚对于去年发生的一幕幕都感觉费解。

　　眼看着怒江水电开发逐渐浮出水面，绿家园、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环保NGO的急迫之情与日俱增，他们通过讲座、论坛（比如记者沙龙、水之声论坛）等形式开始积极宣传怒江大坝的相关事宜。汪永晨、沈孝辉（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多家环保NGO成员）也不断替环保总局的一些官员呼吁、“打气”，希望他们能够挺住。

　　随后全国的多家媒体开始报道怒江问题，“很多都是绿家园的记者沙龙的记者”。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称，也就是因为舆论的影响，怒江十三级水电站开始拖了，“并由此影响到六库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