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以来，盐城市阜宁县陈良镇朱庄村民周德静一直没有放弃过四处奔走，4月16日，她56岁的丈夫朱文巨在县人民医院做完阑尾炎切除手术后数十分钟，猝死在病床上。

　　和大多数初次遭遇医疗纠纷的农村人家一样，朱文巨的亲属聚集在县人民医院，希望能有人给个说法，此时一个敏感的问题被“抖”了出来:周德静对外宣称，丈夫手术前，她曾送给主刀的普外科主任梁廷明医生800元红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梁医生对此竭力否认，这位从医已近二十年的医生不惜以人格、党性和自己的“下一代”来发誓。而死者家属的态度则异常坚决,“愿对所说一切承担法律责任”。

　　阜宁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觉得“红包”被查实的可能性很小：“送红包多半都是私下隐蔽交易，因为没有旁证往往很难查实。”院方现在的意见是，只要没有查实，将以“诬陷、诽谤”之名起诉朱文巨家属。家属：红包送了，丈夫却死了

　　朱文巨死了，死于阑尾炎手术后数十分钟，这个结果令周德静难以接受，提起老伴的死，周德静心里就难以平静，老伴走了后的这一个多月里，她时时流泪，如今右眼也因此而几乎失明。

　　周德静回忆，4月16日夜，她听到老伴总叫下腹部痛，在咨询了村里的医生后她打通了“120”送老伴去县医院检查。在熟人的陪同下，她为老伴办理完入院手续后，已是22：30了，外科值班的王医生检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穿孔伴腹膜炎。

　　“王医生告诉我病情很严重，需要马上手术”，周德静一下子慌了神，她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县医院的熟人，“熟人为了对我们负责，专门打电话找来了已休息的外科梁主任”，周德静称，她搀扶着丈夫和梁主任一起向手术室走去，“我害怕丈夫以前做过的心脏手术会对做阑尾手术产生危险，在向手术室走去的这段路上，我想起别人说在医院做手术要给医生钱，加上主刀医生又是熟人请来的，就想给这位医生红包。”

　　周德静称，她掏出身上仅余的800元钱，卷成一卷，“我拿着钱向走在右边的梁医生看看，把钱放在梁医生的左边口袋里，梁医生没有拒绝也没有说话”。周德静称自己在手术室的门口停了下来，直到看着丈夫和医生一起进了手术室，她觉得心里稍微有了点宽慰。

　　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了40分钟后，梁医生出来告诉她，手术很成功，她心里放心了：“觉得这800元钱没有白送，手术完成得又快又好”，可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数十分钟后，她的丈夫突然在病房里停止了呼吸，虽经医生抢救仍回天乏术。

　　在承受着失去丈夫的巨大痛苦时，周德静称自己忘记了给医生送红包这回事。直到丈夫入土后，她才回忆起给医生送的红包，“800元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红包送了，医生也说手术很成功，而丈夫却死了！”医生：发誓没有收过一分钱

　　起初梁廷明医生拒绝与记者见面，据了解梁医生现正有升迁机会，他通过医务科左学标科长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投诉肯定不是来自于病人家属，极有可能是医院内部人员在借机拆台。”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等待后，记者才见到了梁廷明，他在听记者细述了周德静的投诉后，情绪非常激动：“我以我的人格、党性和我的下一代担保，我没有收过死者朱文巨家属的一分钱，如果我所述不实，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他以自己的分析为自己辩护：“首先阜宁这个地方月收入千元即为中等以上水平，农村家庭的收入很低，一个农村妇女出手怎么会有这么大方？其次我如果收了钱，患者死亡后我肯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个烫手钱出手，想办法退钱，事实上我没有，因为我没收红包。”

　　就周德静所称在手术室第二道门外送钱给他，梁廷明连用“无聊”形容，他称当时周德静根本未进入手术室第一道门，因为病人家属不被允许进入，“是我和行政办公室的姚主任将病人带入手术室的”。

　　在听闻梁廷明的自我辩护后，朱文巨之子朱磊称对方是在撒谎，他说自己一家人都会为投诉信所载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按周德静所述，她在送红包时除死者朱文巨之外无第四个人在场，但梁廷明找到了一个证人，即他所说的当时陪死者进入手术室的该院行政办公室姚主任，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梁廷明所讲内容真实，自己未见梁收病人家属红包。

　　对姚主任的证词，朱磊也不予认可，据他了解，姚当时并没有进入手术室。医院要告死者家属“诽谤”

　　有无收红包的事实到这儿看起来是个各执一词的“口水官司”，但梁廷明医生本人和阜宁县医院有意将之搬上法庭。

　　梁廷明在和记者见面之前，就表示要立即去阜宁县人民法院起诉朱文巨家属，“他们这是毫无根据的诬蔑和诽谤”。其后，他本人也向记者表达了这个意向。但在阜宁的两天采访中，没人否认患者向医生送红包是个普遍现象。

　　周德静的邻居告诉记者，她的亲人在盐城市某医院做扁桃体切除这样的小手术，也送出了200元红包。在阜宁医院住院部闲逛的一个病人家属对记者的提问很谨慎，他称不知道自己的亲属有没有向医生送红包，但对别的病人的行为有所耳闻：“（医院）迟迟拖着不给开刀怎么办？”

　　阜宁县医院内的公告栏上，并排贴着三个告示，一为告病人家属书，一为医生们抵制红包的集体签名，一为过年以来该院医生上缴红包的数额。梁廷明医生对此也有所耳闻，这也被他用来证明周德静在说假话：“一般的小手术病人家属只会送一两百，她怎么会送800？”

　　该院医务科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强调了该院整治红包的强硬措施：“要对收受红包人处以十倍罚款，同时由其承担病人所有诊疗费用，还得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她称，这个早已实施的处罚措施自颁布以来还没有真正实施过一次，即未有查实的红包投诉。

　　县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分析了这个现象：“没有出现医患纠纷，收了红包的医生还是病人的恩人，出现了医患纠纷后，想查实无异于登天，除了病人家属自己作证外，医护人员怎么会出面证明同事收过红包？况且送红包时隐蔽性肯定极强，谁会当着别人的面送红包呢？”编后

　　“原告”变“被告”，角色互换之快，让人愕然。没有证据是问题的关键，正因如此，“未查实一起红包投诉”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件事又让人联想到一段时间以来被炒得火热的“红包禁令”，面对如此带有普遍性的尴尬，禁令能有多大的能耐，又有多大回天之术？

　　“红包禁令”的出台，让我们看到了管理层的决心，但现实的问题是，病人告医生收红包因“缺乏证据”而被推上被告席，要承担“诽谤”的后果。这样一来，谁还敢举报医生收红包？“红包禁令”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或一种摆设。

　　禁令的可操作性在哪里？甚至像“缺乏证据”这一明摆着的现实问题，管理层在制定禁令之前是否考虑过，是否已纳入了议事日程？如果没有，要禁令何用？不如还像以前一样，反正证据无从考证，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必招来“徒有虚名”的骂名？

　　当“红包”已成为医疗界的潜规则，成为公开的秘密时，“红包禁令”显得何其苍白无力，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根治“红包”毒瘤呢？我们热盼管理层该出手时就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