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庆云向新报记者出示他保存了 60年的珍贵铁证———劳工证

　　今年 86岁的天津老人崔庆云， 1943年被抓到日本做了劳工，经历 3年地狱般的生活后回国。为了不能忘却的屈辱，为了誓要讨回的尊严， 60年来崔庆云老人始终保存着当年日军迫害中国劳工的有力罪证———“劳工证”。　　

　　新报讯 在本报对河北省88岁劳工吴廷显对日索赔案的报道受到本市各界强烈关注的同时，另一个更受瞩目的劳工案件浮出水面。昨日，本市首起劳工对日索赔诉讼案进入委托律师调查取证阶段。

　　本市劳工起诉日本政府的第一人是家住南开区的 86岁老人崔庆云，他 1943年被抓到日本做劳工， 3年后回国，其间饱受摧残和折磨。据代理律师介绍，该案是本市劳工首次对日提出的索赔案。老人保存着 60年前日本有关方面发给他的劳工证，是日军迫害中国劳工的有力罪证，更是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最为有利的直接证据。代理律师和有关权威专家认为，这使得以往类似案件中关于直接证据的空白不复存在，几乎可以说是“铁证如山”，本案胜诉概率极大。

　　据本案代理人屈玉林、曹磊律师介绍，与崔庆云老人签下委托协议后，他们已初步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索赔方案：组织力量对已有证据材料进行归纳、整理、固定，必要时将做公证，对缺陷的证据进行完善，此为第一步；二是对以前进行的相关诉讼做全面分析、归纳、比较和论证，充分吸收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使即将展开的诉讼有新的突破，而不是历史的重复；三是针对中国劳工诉讼存在的“除斥期间”（诉讼时效）和“国家无答责”两大诉讼壁垒，对包括《海牙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在内相关公约和协定深入研究，使之更具针对性、说服力和公信力；四是同在这一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法律人士和相关权威专家以及“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等权威机构进行必要的沟通；五是选择、确定合适的法院，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要求的诉状。这些初步设想在实践过程中可能要做适当的修改，但目的只有一个：充分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维护劳工的合法权益。　　

　　“日本兵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

　　忘带“良民证”被掳日本

　　“我不愿提这件事，太难过了，太心酸了，日本兵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啊！”沉默许久，老人还是简短地讲述了当年的遭遇。

　　1943年，崔庆云与摆糖摊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7月的一天，我去上货，身上没有带‘良民证’，穿着也很破旧。在英法租界一个交口处被日伪军看到，他们连打带踹地把我轰上了一辆‘闷子车’，带到塘沽一个临建大棚里。一个月后，我和其他几百名劳工被装进一艘商船，经过八天八夜的颠簸送到日本。途中，病死、饿死、渴死的人都被扔到了海里。后来，我们上了火车来到日本静冈县，去抢修一处军用机场。”

　　劳工生活猪狗不如

　　“劳工的生活猪狗不如，暗无天日。”崔庆云老人说，“穿的是麻袋片，吃的是山芋、豆面、土豆。冬天冷得厉害，大家就用洋灰袋子裹在身上抵挡严寒。饿得没有办法了，就什么都吃。还常遭日本军警的毒打，被打死打残的很多。”日本投降时，最初与崔庆云在一起的 300多人只剩一半了。 1945年冬，他与其他幸存劳工抱着死难者的骨灰从长崎乘美国军舰回国。他说：“那时，我瘦得像一根竹竿。回来后见到老娘，两人都哭成了泪人。”

　　“劳工证”是索赔证据

　　崔庆云老人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华人劳动从事证”，老人说：“现在天津市就我一个人有劳工证，日本人想耍滑抵赖，这是办不到的。我要讨个公道，我这张劳工证就是他们的罪证。除了这些我还要争精神损失。”　　

　　“劳工证”上究竟记录了什么？

　　外观：三开折式，总长 24.5厘米，宽 12.5厘米，为日文格式。

　　封面：写有“华人劳动从事证”及“随身携带以备检查”等日文，并盖有“立人居住许可”印记。

　　封底：“昭和拾九年（ 1944）九月廿日证明”、“华北劳工协会之印”、“在塘沽日本领事馆领事挂川巌”、“山口县下关人国”、“高山警察署”等戳记。

　　内右页：从右向左依次记录：原籍河北省天津县三义庄；氏名崔庆云；现年二（十）七岁男“残留家族责任者”（崔庆云母亲）住所：河北省天津县三义庄；氏名：崔沈氏；左上角贴有本人一寸头像照片。

　　内中页：注明劳动工种为土工，就业地为静冈县富士驶熊谷组，劳动期间自昭和十九年十月七日至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六日。

　　内左页：记载劳动事项为：昭和二十年静冈县富士郡 XX村（日文）熊谷队收容（其余内容均为日文）。

　　本版撰文 /摄影新报记者王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