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

　　之一：“为什么要牺牲的总是我们”？

　　在朋友那里看了独立导演王兵所拍摄的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感慨万千。影片如实记录了一个工厂的破产过程以及此过程中普通工人的生活。片中，铁西区的凋败景象让人印象最为深刻。

　　铁西区是沈阳重工业与制造业最集中的一个地区，集中了沈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业企业，曾为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建国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过去，铁西人一提“我是铁西区的”，口气里透着的满是骄傲与自豪；而现在，铁西人都羞于说自己是铁西人，因为就在人口三十几万的城区，下岗工人占到了近十七万，劳动力人口中百分之七八十都处于下岗失业状态。人们都过着艰苦的日子，经历着改革造成的阵痛。

　　于是想起一件事。几年前，在东北某地举行的一次经济学研讨会上，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种观点不久前在经济学界很有市场，很有代表性。附和者纷纷发表文字，公开或隐晦地论证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改革是一定要付出成本的，总得有人承担。增量改革大家都好说，因为往往能使大家都受益；而中国改革一旦进行到绕不开的存量阶段，那么，附着在存量上的人群势必就不得不成为牺牲品，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有的经济学家私下里说得更白，称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

　　十分不应该的是，我们某些政府官员似乎从经济学家那里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在做下岗职工的思想工作、在做不能按时领到养老金的退休职工的思想工作时，也将“改革代价论”挂在嘴边，要这些人“有光荣感”，因为这是在“为改革这个伟大的事业付出的牺牲，做出的贡献”。

　　其实，制度变迁总是要付出成本，这个观点并没有错。而且在中国树立这种观点很重要，因为可以使人们走出对新的制度安排所持的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般幻想，以为新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无磨擦的静态转移。但在到底应该由谁承担这笔成本，我完全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以为，改革的成本应该分阶段由不同的利益阶层进行承担。因为中国改革的确是从增量改革开始，增量改革的确也需要存量的支持。因此，老国企以及国企工人的确应该承担改革的初始成本，而且他们也的确是支撑了中国已有的改革。中国改革现在应该到了这样的阶段：在存量支持增量后，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反过来也应该对往年的改革成本支付者予以补偿，并支付后继改革的成本。打一个我常打的比方：住在旧屋子里的人支付了盖新房子的钱，新房子现在已盖起来了，而旧屋子早已不堪风雨。这个时候，难道新屋子里的新贵们不应该把旧屋子里的住户转移到新屋子里去吗？当然，你也可以掏些钱为原来的旧屋子住户再盖一些新房子。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看待改革，就不是“牺牲谁”的问题，而是符合市场经济的一种交易。无论是谁先承担谁后承担，成本大家都分摊了，改革的收益大家共享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确没有哪一个阶层可以有权要求另一个阶层无偿做出牺牲！

　　实际上，关于“为了什么就必须牺牲谁”这种观点我们何其熟悉。因为在极“左”时代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僵化后的时代，一些决策者往往以“代价论”为依据，比较漠视个人甚至整个阶层的正当的利益要求。今天我们这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竟也这样认为了，这真是很有意思。因为从学理上讲，自由市场经济应该承认每个人的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强调每个人对自己私利的追求是市场交易的基础。现在被国内经济学自由主义者视为祖师爷之一的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恰集中在批判计划经济对个体利益的压制方面。他认为，计划经济使整个国家成了大容器，将个人包容在内，以整体的名义压制个性，最终将是铺就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不幸的是，国内这些经济学自由主义者今天为了达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整体性目标，也开始如计划经济一样，强调要牺牲某些个体的利益。从这里也更加看出他们所讲的“自由市场”同样具有“计划乌托邦”一样的乌托邦性质。

　　其实，学理上的自相矛盾还在其次，更主要的问题是靠牺牲一代人推进改革的策略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哈耶克说，“传统是本能与理性之桥”，诺思认为，“制度中的非正式安排即传统、习俗等”是制度变迁中的“慢变量”，都在强调任何改革都必须“尊重传统”。而我们国家几千年的传统是“不患寡患不均”，这种传统在计划经济下由平均主义得到了加强，且计划经济下为整体目标付出的成本是由制度安排下来由全体农民及工人承担，大家可以接受；而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一方面是一些人不仅过去的利益得到确认，而且又从改革中得利，恰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不去承担改革成本，转而要求过去利益至今未得到确认（如下岗职工与退休职工过去在企业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现在又未得到增量改革好处的人去承担改革成本。如此不尊重传统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反差之强烈，是这些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势必会造成社会动荡；而这种社会动荡不仅可能造成改革的半途而废，甚至可能使已有的改革成果都付之东流。现在的社会形势已经有力地说明了这点。所以，靠牺牲一代人来推进改革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

　　这使人想到，那些主张“牺牲一代人”的经济学家，一方面，也是他们在鼓吹市场经济应该是交易经济，只有每个人都是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市场才能运作，因此，他们反对“大公无私”；但另一方面，也是这些人，又在要求那些老工人要“为改革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看来，要么是他们根本不讲逻辑，要么是他们只想着在改革中受益而不想分摊成本！

　　之二：“腐败出一套新体制？

　　经济学家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常有一些从经济学视野出发的有别于常人的看法。不少看法甚至有让人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豁然开朗之感，即这些看法无疑对于丰富人类的想象力与智慧有很大的好处。但如果经济学家的看法与常人看法完全相反，那么，经济学家就显得有些“反智”，就应该检讨其自身逻辑上的漏洞。

　　斯蒂格勒曾认为，在主张社会公平上，自由派经济学家老鼓吹不能用分配公平影响效率，鼓吹取消最低工资制与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可现实的政府运作却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也希望多些来自政府的保障，可见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有些“反智”。其实，在关于腐败问题上，中国某些经济学家也同样显得“反智”。

　　对于中国社会不断蔓延中的腐败，老百姓深恶痛绝。在一些机构关于“哪些因素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问卷调查中，这一问题已连续十几年高居“排行榜”前三名之列。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反复警告，认为中国的危机将出现在权力资本进人市场之后。但可惜普通百姓的普遍看法以及左翼学者的这些声音在主流经济学界被长期排斥了。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在转型期中国，腐败不仅有理而且有利。

　　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腐败有理”，是因为他们认为现行的制度在程序设置上的不合理，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使得要达成一笔买卖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太高，因此，通过私下的权钱交易，反而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而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腐败有利”，是因为他们认为，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是权力由政府手中向市场转移的过程，而要实现权力转移，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剥夺，另一种是赎买。进行强制剥夺成本太高，因此，通过腐败的方式，一点一点将权力从政府的手中购买出来，最终交给市场，成本相对较小。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腐败不但可以摧毁掉旧体制，而且可以建立起一个新体制”；“腐败即使不是好，也是次好的”；“腐败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客观地说，对于主张腐败有理、有利的经济学家们的逻辑，我是予以了足够的尊重的。如果仔细读我的一些文章，就知道我也不是在“讲道德”。我甚至说，如果腐败真能使中国达到改革的目标，自己从经济学实证的角度也不会反腐败。问题恰在于，从制度学派的观点以及中国的现实看，想通过腐败建立一套自由市场体制，不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而且简直就是在饮鸠止渴。

　　的确，历史上曾有过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通过赎买的方式从封建贵族那里获得了权力的事实，但那种赎买是公开的、讨价还价的，并且是一次性集体交易，有规则可循；而腐败这种方式，是私下进行的，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范围限定的个体之间的交易。依制度学派关于“路径依赖”的理论，因为腐败与公开性的一次性赎买初始条件完全不同，所以，后者步入了制度的良性运作轨道，而前者却完全可能使制度被动地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

　　所谓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也就是制度陷入了腐败陷阱。首先，权力者从腐败中尝到了权力的甜头，更珍惜手中的权力，不可能轻易将能给他不断带来后续收益的权力在一次权钱交易中就还给了市场。其次，相对于制度可以让人人搭便车来说，腐败这种制度安排只限于局中人利益得到了帕累托改进，所以，不仅对于权力者有利，对于行贿者也有利。这种诱惑对于局中人来说，远超过正式的制度安排给社会上全体人都带来利益的诱惑，也就是说，包括行贿者在内的腐败局中人，为了维护自己通过腐败带来的“专有收益”，并不真希望有成熟的市场体制。再次，长时期的腐败，终于使人们“在时间中学习”，从心理到行动上都习惯于腐败。例如，现在中国人常说，这个世道，没有钱没有权办不成事啊！相反，通过正常的渠道反而不习惯而且往往效率更低甚至无法交易。因此，几种因素的作用，最后，权力并不会如愿地像鼓吹“腐败促进权力转移”者那样落入市场的手中，反而更紧地被把握在官僚与资本集团手中。他们大搞权钱交易，最后中国也可能重蹈俄罗斯式的官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的覆辙，最好的可能性也就是南亚或拉美式“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市场经济。

　　对于这一点，同样身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张五常，似乎比大陆这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清醒一些。他不止一次说，必须明码标价，一揽子交易，否则中国将来的新体制会落入拉美式或南亚式的“第三种体制”，并批评国内这些想通过腐败出一套新体制的经济学家在“瞎说”，他们的理论是“文字垃圾”。但可惜那么重视张五常其他说法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对他的这种说法置若罔闻。

　　之三：关于政府的新迷信

　　最近，外出的路上遇到这样一件事：在地铁口，一位裸着上身的青年人正瘫坐在地上呻吟。上前一看，腰部一个未愈合的大伤口正往外渗出腥臭的脓血，已经在地上流成一堆，引来了不少绿头苍蝇。一问，知是从河南农村过来的，因无钱医治被医院撵出来。后又找到民政部门，民政部门也不管，只给他开了一张证明，让火车站允其免费上车回家。现在，他连吃饭的钱与去车站的钱都没有。

　　程亚文与我当时的第一念头是应该找120急救中心或民政部门救助站，但那小伙子说都没有用，他都已经找过。于是，我们显得十分无奈，每人都将随身剩下的钱全掏出来，凑一凑有一百五六十元，让他尽快打车去车站，免得死在异乡的街道上，连家都回不了。

　　“政府呢？”走出几百米，程亚文突然问我，我默然。巧在我们发现路边有一辆110警车，我当即上前将情况与几个警察说了。警察做出了反应，调转警车，往青年人身边靠去。

　　“对这种事，我们如此无能为力。由此看来，还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不知经济学家怎么看？”程亚文再次问我。

　　怎么回答呢？实际情况是，当下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从“自由市场”的理念出发，一味反对政府在市场中的作为，认为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政府将权力交出来，“交得越彻底越好”。他们还认为，当前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与矛盾，都是“市场改革不彻底”，“政府还留有权力的尾巴”，结果使得“权力介入市场”；腐败更是如此，因为“腐败的原因是公权的存在”，消灭了“公共权力”，就“消灭了腐败”。

　　去年开始，有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中国收入差距太大的现实，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结果，遭到了上述经济学家一片反对之声，认为这种建议是“倒退”，是“为权力介入市场提供借口”，最终只会导致“计划经济的全面加潮”。甚至对于基本社会保障，他们也反对，认为会养成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妨碍经济生活的效率云云。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学理性，不如说是出于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迷信，养成了他们“逢政府必反”的学术思路。因为他们的观点，不仅于现实无益，而且与经济学理论亦不相符合。

　　如果以哈耶克的制度演进理论来看，自然的个人组成政府，在人类社会最初的年代，大约是出于互济的需要。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保持整个氏族的生存与连续，在食品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氏族内部实行配给制，优先将食品供给老幼病残孕等无劳动能力者。制定这种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就成了最初政府产生的原因之一。尽管后来在人类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的权能已经越过这种保障的功能，并且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产权的规定与维护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化程度的提高，对人的基本保障，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仍然一直是社会或政府的基本功能之一。这一点，甚至对政府管制持十分批评态度的哈耶克本人也是赞成的。在《通往奴役之路》一著中，他区分了两种社会保障，即“有限度的保障”与“绝对的保障”，反对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相反，他明确指出：“经济保障……往往是更有理由被人看作是真正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既正确而又重要的。”“没有理由认为在一个达到了像我们这样的普遍的富裕水平的社会中，不应向所有人保证提供第一种保障，而不会危及普遍的自由。……毫无疑问的是，在足够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上，可向每个人提供保证。”如果以此观之，比如我们遇到的那位年轻人，的确应该由政府管起来，给他基本的医疗，并给他基本的生活。

　　提供基本保障，使人们享有免于匮乏以及被奴役的自由，其实是政府应该关注社会公平的一个方面。而政府应不应该管公平，则是西方经济学解决了的问题，不过被我们这些自以为深谙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出于各自的目的将其裁减掉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专门讲了需要政府管公平。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总结政府的作用有二条：“提供一套使各种经济力量竞争公平的法律和法规体系”，“处理不能由私人协商有效解决的外部性”，“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都管的是公平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中的国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存在尤其重要，也就是说，转轨时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非出乱子不可。俄罗斯就是最好的教训。因为政府权力大厦倾塌，宪政秩序没有了，才出现了今日俄罗斯经济秩序大多由黑手党安排的怪现象。所以，张五常先生一次在广州亲见俄罗斯少女惨状以后，以自己作父亲的心态说：“国营企业私有化如果不靠一个独裁的政府，一定会被黑社会搞乱。”中国转轨时期某些领域的许多问题，如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等，也与因政府权力过快过分退出而在一段时间内留下了权利真空有关。旧秩序不存在了，新的权力架构没有起来，所以，混乱没法避免。

　　那么，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与市场经济需要政府退出市场是不是相矛盾呢？其实，只要政府角色合适，这并不矛盾。而当前体制转轨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有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东西一面，还有政府应该管的结果却没有管起来的一面。不该管的，如企业微观行为，包括下岗——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不应该直接管到企业应该裁减多少员工的行为，而奇怪的是，我们的政府官员成天“下达”企业裁员指标，例如，最近，中央某部领导又说还应该裁员多少多少万才行。像这样的东西，政府真不应该再管；而该管的，如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对于委托代理制度下代理人即国企经营者的管理应该管，现在却没有管，以至出现“所有者缺位”，出现国企“内部人控制”，害了国家，亏了工人。所以，不应该简单地说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真正的问题在于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不该管的赶紧放掉，该管的还得加强。

　　最后，还想指出当前流行于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另一种“迷信”，即所谓“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其实，是在打倒“好人政府”与“万能政府”迷信后的又一种新的“迷信”。立论者常以美国作为例子。我这里请各位不妨翻开西方最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十四版中译本第550页。萨缪尔森在那里赫然写着：“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就逐渐离开了过去的信条‘统治最少的政府是统治最好的政府’。”究其原因，萨氏是这样写的：“十九世纪的美国，十分接近于纯粹自由放任的社会。这一纯粹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被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戏称为 ‘无政府主义加警察’……但批评者在自由放任的理想中看到了许多缺陷。历史学家整理了周期性的商业危机、极端的贫困和不平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以及污染造成的水源、土地和空气的毒化等等的不良记录。仗义执言者和进步论者呼吁给资本主义套上马绺，以便更好地驾驭这头任性的野兽朝着富有人性的方向前进。”

　　现在的中国，萨氏所言的种种不良记录都有了，而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表现证明，中国缺乏的就是仗义执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