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洪
明朝中叶（1550年）至今的450多年间，苏州独领“风骚”三百年，据有关资料，清朝各地商人在苏州府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27个，其中，全国各地在苏州设立的公馆、公所（相当于现在各地驻苏州的办事处）就达73个，苏州俨然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到了晚清时期，随着上海对外通商及沪宁、津浦、沪杭铁路的开通，河运逐渐衰弱，苏州的全国经济中心地位才由上海替代。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苏州经济地位又开始上升。据有关统计资料，2003年苏州全年实现生产总值（GDP）为2802亿元，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408.93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实际吸引外资规模达到了68.05亿美元，超过了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市之首；进出口总额达到656.63亿美元，仅次于深圳、上海；全部工业产值达到7010.77亿元，仅次于上海。
一、谁也不能掩盖苏州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苏州尽管按属地原则统计，经济总量已在全国排名非常靠前，但由于走了以外来型工业化为主道路，与过去相比，依然掩盖不了竞争力不高和社会经济内在矛盾加剧的事实。苏州目前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苏州人均生产总值（GDP）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不成比例，与周边城市相比反差较大。
根据有关统计报告，按户籍人口计算，2003年苏州人均GDP达到4.77万元，上海为4.66万元，杭州为3.27万元， 宁波为3.22万元，但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苏州只为12361元，而上海、杭州、宁波分别则为14867、12898、14277元。这说明苏州各级政府追求生产总值指标，没有给城乡居民提高相应收入，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并没有真正实现“富民”。相当大的一部分由外资企业或公司转移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普通老百姓真正分享到的增长并没有想像的多。这也是与平时人们的感觉相一致，即苏州本地老百姓并不怎么富裕。近几年苏州地方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某些地方在一定意义上还出现了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一方面，原来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因企业改制或不景气而下岗；另一方面，新设的企业用人要求越来越高，大多喜欢招有文化的外地员工，本地需要政府关怀的“弱势群体”依然没有减少。
第二，政府公职人员收入与城乡一般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苏州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
20世纪80年代，为了减轻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为苏州城乡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作出了较大贡献。但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苏州步入了单纯的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后，按属地原则统计的经济指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城乡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并没有获得相应提高，“水涨船高”的仅仅是苏州全市吃“皇粮”的公职人员。据悉，2003年苏州公职人员仅所拿年终奖平均都超过了1.5万元，平均每位公职人员的年薪则为6-8万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同步；而同期苏州一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则为1.5-1.8万元左右，充其量只相当于一般公职人员的年终奖，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也就是说，只有“风景这边独好”的苏州各级机关大院才显示出“现代化苏州”指日可待的景象，才显示出GDP高速增长所带来好处。由此，虽然2003年苏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为12361元，仍居长三角16个城市第七位。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落差，已成为苏州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
第三，苏州经济增长依靠外延方式取得，依靠“两低一高”（低工资、低土地成本、高污染）支撑经济高增长，质量堪忧，既不值得叫好，更不值得模仿。
2003年苏州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18%，财政收入增长率达到了34.9%，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44.1%，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则分别为16.4%和10%，之所以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不同步，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是靠外延方式取得。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方面来拉动。从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看，2003年苏州社会固定资产总投入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08.93亿元，增长率为73.3%；就进出口总额指标看，2003年苏州进出口总额为656.63亿美元，但进出口净额只为负3.95亿美元，进出口贸易主要为加工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并不能起较大作用；就消费而言，2003年苏州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26.1亿元，增长率也只有16.5%。从投资、消费、出口三个方面情况看，2003年苏州按属地原则统计的经济总量增长，主要体现为投资拉动所致，其中，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消耗了生产总值的50%以上，高出了全国平均3个百分点（2003年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生产总值的47.23%）。
2003年苏州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就种类而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领域；就产业结构而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从投资主体情况看，2003年苏州外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金额达到了429.28亿元，占到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0.47%。而这些数据的背后则隐藏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苏州经济高速增长，来自于苏州社会固定资产的高额投入；社会固定资产的高额投入取决于工业领域的基本建设投入；基本建设投入又以政府掠夺农民土地和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
目前，苏州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最为自豪的是吸引外商投资位居全国第一。从表面看，可能有人认为苏州投资环境，尤其软环境有吸引力所致；但就深层次因素而言，苏州对外商的吸引力除了区位优势外，更大程度上，由其“两低一高”（低土地成本、低工资和高污染）所致。由此，笔者也坚定地认为，苏州这种不“以人为本”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经济增长方式，既不值得人们叫好，更不值得人们仿效。
为了保持低的地价，达到吸引外商投资的目的，苏州“强势政府”下“失地”农民所得补偿，目前都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也成了苏州近几年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恶化主要方面。另据有关资料，苏州生产总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4000亩土地。按此推算，2003年苏州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消耗的土地达到了72000亩。照这样的速度，苏州将在20年内消耗完所有的可用土地。
在用工方面，苏州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令人忧虑。目前普遍的情况是，与十多年前相比，苏州目前的物价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但大多数企业普通工人的工资则可以保持十年不变；另外，也少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由此，很多外地人才来到苏州后，由于付出多、收入少，成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过客，但很多企业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由此，有人戏称：苏州的企业家“精明”过多、“开明”不够、“高明”太少。
在环境保护方面，对苏州而言，“天堂”离“地狱”仅是一步之遥。目前，水面占到总面积42.5%的苏州，由于工业污水随意排放，近600万城乡居民已面临水质型缺水的难题。不管是沿江地区，还是沿湖地区，现在苏州政府一些官员对环境保护意识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如所辖县级市大多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或“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但沿江化工、冶金、造纸工业园等依然在1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一”字排开，这些工业园大多位于沿江城市取水口（注：沿江城市目前居民所用的水都取自长江）上游或附近；苏州城区、昆山、吴江等地，虽然不把冶金、化工、造纸等产业作为重点产业，但重点发展的电子通讯制造业，对外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重金属、放射性元素，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第四，单纯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外科手术式引入新的制造体系，必然有损于传统产业制造体系，从而必然导致苏州城市竞争力的下降。
苏州作为中国少数经历过早期工业化或原始工业化的城市，本应选择走外来型工业化与内生型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区热”掀起始，苏州经济发展就偏离了外来型工业化与内生型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目前，苏州具有自己品牌的家电企业不复存在，连具有数百年的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业等，出现了萎缩趋势，至于传统的工艺品行业出现了无人为续的情况。当然，有些地方，传统产业还流传了下来，但整个行业没有真正能叫得响的品牌企业，整个行业天天在打“价格战”，每个企业都处于“活命”阶段。对于新进入的产业，由于这些产业的企业有自己的固有的供应链，因此，这些企业在苏州大多数是“孤岛式”发展，也不太可能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众星拱月式”制造体系，加上这些企业用人没有地域观念，不可能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因而不可能对本地政府“富民”目标起较大作用。所以，苏州走单纯外来型工业化道路，既不能“强市”，也不能“富民”。
如果把苏州与宁波作为比较，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苏州要高于宁波，但笔者还是坚定地认为宁波竞争力强于苏州。按属地原则计算，2003年苏州经济总量要比宁波大，其中，生产总值苏州多出宁波1000多亿元，财政收入苏州多出宁波8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苏州多出宁波1.55万元。2003年宁波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生产总值（GDP）比重为47.32%，比苏州少了近3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虽然只有188.1亿美元，但进出口净额则为53.3亿美元，高于苏州57.25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宁波虽然宁波低于苏州1.55万元，但宁波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高于苏州1916元，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苏州1190元。由此可以判断，与苏州相比，宁波的增长更多地依靠出口和消费来拉动。为何苏州竞争力不如宁波？因为城市竞争力主要由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来体现，宁波通信设备业、纺织服装业、石油化工等支柱产业，不仅产业竞争力强，而且企业竞争力强，这些支柱产业大多由本地具有自己品牌或知识产权的大企业为“龙头”，如通信设备业中的波导集团、纺织服装业中的雅戈尔集团、石化产业中的镇海石化公司等，堪称国内行业中的“龙头”企业。苏州钢铁工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纺织服装业等支柱产业，在全国也有较强的竞争力，但除了如沙钢集团、波司登集团等极少数“做产业”的本土企业外，大多为外资企业。这些在苏州投资的外资企业，看中苏州的只是位于长三角几何中心的区位优势、各级政府开出的“三通一平”倒贴优惠及廉价的熟练劳工。
贪大喜功、急功近利已将苏州引入歧途
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目前，苏州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和“二律背反”现象，应该说是苏州走单纯外来型工业化道路所致。所谓外来型工业化，是指工业投资或工业发展主体来自外地的工业化形式。当然，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情况，并不是完全否认苏州一些地方没有走内生型工业化道路。事实上，近几年，常熟、太仓、吴江等地的本土民营企业发展也非常快，其中，2003年常熟私营企业数量、注册资本、对外出口、创名牌数量等居江苏首位。但需要指出的是，与浙江宁波、温州、台州等城市相比，目前支撑苏州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还是外来投资，尤其是海外投资。
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苏州不仅所辖区域的乡镇企业辉煌过，而且城区中的本土企业也曾经辉煌过。在城区经济中，苏州的家电业曾经风靡全国，但曾几何时，自从走上与外资接轨道路后，苏州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自己响亮的家电品牌。在苏州城区经济失去“自我”的同时，昆山官员们则发现了一条通过建开发区，达到快速引进外资、提高“政绩”的捷径。于是，当作为“私生子”的昆山开发区取得国务院颁布的正式“户口”后，苏州各地开始“仿效”，由此，也就有了张家港保税区“妃子没怀孕，皇帝先取名”的经典案例，苏州也就成了拥有开发区最多的城市之一。这项由昆山官员“发明”的“专利”、经苏州城区官员“光大”、张家港官员“创新”后，竟然使得苏州招商引资达到了“极致”，苏州吸引外资规模由此也就超过了深圳、上海。
谁有了国家级、省级开发区，谁就有了发展经济的“撒手锏”。于是乎，原本具有“苏南模式”共同点的各路“英豪”，开始了分道扬镳。常熟利用闻名全国的服装市场——常熟招商场，利用民间资本，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同时，喊出了建设“港城”的口号；昆山则利用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开发区政策优势，成为了台资最看好的地区之一；张家港则在培育以钢铁、纺织、汽车等为主业的本土企业的同时，利用张家港港和保税区政策优势，通过招商引资，又发展了粮油加工和化工等产业。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组织部门考核干部的经济指标也主要是生产总值（GDP）和人均生产总值（GDP），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苏州对外来型工业化道路的依赖。
在经济全球化下，苏州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可以利用各种内外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无论如何，始终都应有利于“富民”和“可持续发展”，始终不能失去“自我”，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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