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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文章：中国银行业六大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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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06月01日20:54 来源：中国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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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
社会信用状况不良的重大风险
渐进改革进程中，社会信用体制的发展一直迟滞不前，信用关系的扭曲直接导致了银行信贷征信体系无法有效确立，可以说，银行业不良资产高企等一系列问题，是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居民信用水平欠佳的一个浓缩。社会信用水准是银行业整体风险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规范、约束信用行为的法律体系；第二，促进企业和个人自觉履行承诺的诚信体系；第三，帮助债权方判别交易对象信用状况、违约风险，降低信用交易成本的征信体系。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社会信用体系的主干。尽管与信用建设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颁布，并且还颁布了一大批条例、规章等法规。但总的来看，中国信用法律体系还远未确立。
如果说社会征信体系是中国银行业难以独自确立的，那么银行信贷征信体系的匮乏就进一步加大了银行业的风险。目前国内许多商业银行对贷款的评级普遍采用传统的"打分制"评级方法，这种方法淡化了信贷员的责任。中国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的信用分析技术重贷款企业盈利能力而轻企业关联交易，重资产规模而轻资产质量，也缺乏对企业现金流和长期偿债能力的分析等。相比之下，国外商业银行十分重视信用建设。
第一， 在国外，信用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已被银行每一位员工所接受。新员工特别是客户经理、信用分析师和贷款复核员在开始工作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要充分掌握信用分析的技能和评级的标准。
第二， 贷款合同作为控制风险的法律依据，除了统一规范的合同文本以外，还包括针对不同项目制订的贷款契约附加协议，而贷款契约附加协议在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很关键。而国内贷款合约的法律缜密度明显不足，
第三， ，国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是经过长期的积累而总结出的科学的组织结构和流程。在信用风险管理上，国外商业银行已经开发了许多先进的模型。比如摩根银行开发的CreditMetrics模型，是基于贷款违约率和风险等级转移矩阵的模型，瑞士第一信贷波士顿银行推出的CreditRisk+模型是基于贷款违约率和违约率波动性的模型。
目前人民银行开始新设社会征信局，展开信用体系建设，商业银行也加速改制并努力完善信贷征信管理，但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政府和企业违约率的控制，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第四，目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提出了两类办法处理信用风险：一是标准法，二是内部评级法。标准法以1988年资本协议为基础，采用外部评级机构决定风险权重，其使用对象是复杂程度不高的银行。相比之下，风险管理水平高的银行则可采用内部评级法。但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系统必须科学，包括评级系统的结构，信用等级的划分，信用评级和稽核的独立性，评级系统的监管、人员素质、评级标准、违约率的估计，数据采集和信息系统、内部评级的使用，内部评级系统的验证和信息披露要求等。对风险更敏感的资本充足率协议将使带来一个更安全、更坚固和效率更高的银行系统。尽管中国银行业暂时不考虑采取新协议框架，但到新巴塞尔协议过渡期结束之后，如果中国银行业还不能使用内部评级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将处于竞争劣势。
简要的结论是，中国银行业风险可以视为社会信用程度欠佳的一个浓缩，如果中国银行业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至少可以在信贷征信体系方面完善管理框架，应对已有的信用风险和新巴塞尔协议推出后带来的新风险。
过度银行化带来的综合风险
根据新近的比较金融体制理论，一国融资体系选择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还是选择以银行业融资为住的间接融资，两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笔者思考的结果是，一国采取何种融资体系和该国的企业制度选择相关。以英美为例，英美企业更关注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能够作出重大决策，并能以对企业的所有权为决策的有限责任抵押物。因此在有融资需求时，企业所有者能够有效率地通过董事会进行决策，并将融资需求信息透明地提供给资本市场并获得相应的债权或股权融资。而在德日，企业更关注的不仅是所有者的利益，也包括经理层、员工和社会的利益，因此所有者往往并不能脱离经营者和员工，较为有效地作出是否融资和如何融资的单独决策，此时，往往是企业的经营者在披露较少的关于融资使用信息的背景下，向商业银行融入资金，资金使用的不确指性或者专门性要比资本市场上融资宽松得多。在英美模式下，金融风险主要是市场失败的风险和买者自负的风险，后者相对分散；而在德日模式下，金融风险主要是银行业风险，存款人的分散和非专业化导致其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对银行和实际借款人形成有效的约束，风险管理被集中到银行这一环节。
在中国，银行业不仅仅和企业关系密切，同时也是推动以企业为微观基础的工业化进程的支撑者，在较低的现代化水平上推进工业化，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撑，政府层面能够直接影响的，无非是三类，一类是财政性资金，二类是国有银行体系的资金，三类是税外加费形成的苛捐杂费。在财政性资金有限，赤字率趋升；国有企业加速转轨、预约软约束问题未完全解决的背景下，银行资金，以及杂乱的行政收费和摊派，是各级政府财力的重要补充。
第一，财政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赤字压力。到2001年，累计发行国债5100亿元，加上银行配套资金，累计投资超过25000亿元；到2002年，上述数字分别为8000亿和32000亿，下表列出了一些财政债务指标。
中国目前的债务负担率比国外发达国家确实低一些,如美国为52.0%(1992年)、日本为52.7%(1992年)、德国为25.8%(1991年)、英国为37.2%(1991年)、法国为29.6%(1992年),而中国约为18%(2001年)。但必须注意到,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经济基础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经济基础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承受能力强。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比较,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国家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从总体来讲,中国财政的综合负债能力要弱一些。因此在这样的北京下，政府集中财力促成现代化就必然导致出对第一类财政性资金的支配外，还必须追求对第二类资金即银行资金，以及第三类资金即杂费的依赖。这引发了政府和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实际上，这是国家利用“金融剩余”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所谓“金融剩余”，就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非国有部门（包括居民以及民营企业等）在国有银行的存款大于国有银行向其提供的贷款的差额。从企业的融资的角度来看，国有商业银行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这也是由渐进式改革内生出来的，银行成为促进工业化的工具，资金市场化配置的工具。必然导致中国的“过度银行化”，风险由企业领域转向银行领域以及相关的金融领域。
简要的结论是，过度银行化的风险体现在，银行风险和财政风险、国有经济转轨的风险是“三位一体”的，鉴于在2004-2008年间，中国银行业的改制和上市工作将加速，因此不能不前瞻性地看到，银行业的风险将有可能最终“外溢”到财政上，迫使财政风险显性化。
银行治理结构不善带来的现实风险
中国国有银行所面临的困境，脱离产权改革是不能的，但产权改革并非万能。理由在于表面化的改制更多地是触及产权改革，但治理结构的改革同样重要。
第一，我国银行业是脱胎于传统体制下政府主导型的银行体制，银行机构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特别是四家银行，长期以来扮演着第二财政的角色。符合现代银行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也未建立起来。股份制商业银行虽初步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却存在着公司治理架构不健全、决策执行体系构造不合理、监督机制有效性不足等问题。
第二，官本位长期困扰治理结构的确立，而官本位和党纪约束却反过来构成了国有银行在缺乏公司治理结构时唯一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这是银行自身长期不能解决的痼疾，
第四， 国有银行除了治理结构方面的差距，有的还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中国国有银行所面临的困境，在于银行高管人员往往于银行家、官员、党员三个角色之间飘忽不定。
简要的结论是，治理结构的欠缺显示出用官本位和党纪约束，已经不足以约束现代银行日益发展进程中，决策多头、监督无力、内部人控制难以遏制的恶果。
税负过重带来银行自我积累能力弱化的风险
中国国有银行稅负过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体现在多方面。
一是对国有银行的税率过高。1997年以后，国有金融企业除了享受到将营业税渐进地降到5%的优惠以外，需要以33%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其所得税的稅负远远高于其他所有制性质的中资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而OECD成员国对金融业采取了普遍优惠税收的办法，对存贷款等核心业务都是免税的。
二是国有银行的实际稅负远远超过了工商企业。以2001年为例子，当年四大国有银行的全部增加值为1714亿，实际增值税率为22%，这比当年其他工商企业17%的增值税率，实际征缴为10%的增值税率相比，无疑是很高的。
三是国有银行在税收方面的歧视性待遇。目前外资银行在华享受相当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免除所得税的附加项目；设立在经济特区之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其来源于特区内的营业收入，从注册之日起，可享受5年的免税优惠；外资银行提取的呆坏帐准备金在年末贷款余额3%以内可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而国有银行的税前扣除比率只有1%；外资银行还在再投资退税、购买国产设备可进行所得税抵免等方面有优惠。
国际上对于银行税收问题，一般有两种观点：一主张将银行税与一般公司税区别出来；二主张进一步模糊淡化银行与一般公司之间的界限，只按企业征收。各国的通行做法是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对银行与非银行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适当有所区别。以美国为例，美国公司所得税适用多级累进税率。在联邦层面，一般银行适用的税率为35%，银行与非银行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在州层面上，公司所得税率水平差别较大，有3个州的最高税率水平在5%以下，大多数州的税率水平集中在6-10%之间。银行与非银行企业在州税税法中有很大区别，许多州对金融机构有专门的税收条款，对税率、最小纳税额、税基等作出规定。例如，新泽西州规定(储蓄协会除外)银行要缴纳9%的经营特许税，最小税额为200美元，而不适用于该特许税的公司必须缴纳7.25%的所得税；弗吉尼亚州规定，州和国家银行缴纳州特许税(税率6%)的，免缴所得税。大多数OECD国家所采用免税法，对大部分的金融服务免征增值税，只对有限的一些显性收费的金融服务项目课税。
稅负过重和过度银行化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由于国有银行业稅负过重，政策性负担过重，因此才使得银行资金具有准财政资金的性质；另一方面，对银行业涸泽而渔造成其自我积累能力弱化，反过来也导致政府必须为国有银行提供隐含担保这一结果。
简要的结论是：银行业稅负过重给政府带来的有限的财力汲取的好处，远远不如银行业因此而严重丧失的自我积累能力的恶果来得大。
利率市场化的转轨风险
勿庸置疑，利率市场化有其一系列的益处。但值得警惕的是，夸大利率市场化的收益的危险性，较之低估利率市场化的损失的危险性要小得得多。由于2004年开始，利率市场化进程也加速，这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新风险。
第一，利率市场化将导致竞争加剧和银行破产，从国际经验来看，有一些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后出现了银行倒闭增加的情况。例如美国的情况最为典型，美国从1982年开始到1986年3月，大约用了5年的时间完成了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的初期，美国每年倒闭的银行达两位数，1985年达到了三位数，此后则急剧增加，在1987-1991年每年平均倒闭200家，最多的一年竟然有250家银行倒闭。其他国家有不乏利率市场化失败的例子，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始于1975年，当时废除了日本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指导性限制，此后利率市场化进程相当缓慢，直到1994年才取消除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存款的利率管制。迄今为止，日本的利率化仍然是非常难以评价，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日本经济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典型时段。韩国从1981年开始推进利率市场化，结果到1989年市场利率大幅上升，利率重新被管制起来，第一次利率自由化改革宣告失败。第二次利率市场化从1991年11月开始，这次韩国较早地、一次性地放开了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和债券利率大致遵循从长期到短期、从大额到小额的顺序。这次利率市场化改革没有拖泥带水，比较成功。印度尼西亚在1983年一次性放开所有存贷款利率限制，结果导致其国内实际贷款利率长期高达10％～15％，高度垄断的银行体系坏账愈积愈重，并最终在1991年爆发银行业支付危机。并且日本、韩国和印尼都发生了严重的银行业危机。
第二，利率市场化可能恶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在西方国家，对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通过中小银行和社区银行得以满足，而直接融资则通过店头市场来实现，此外，非正式金融安排（即企业之间的相互借贷和地下金融活动）也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源泉，但在中国中小银行基本空缺，店头市场形态的资本市场不允许存在，非正式金融安排遭严厉打击和取缔，这使得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举步唯艰。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之所以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不感兴趣，就在于毕竟全国性银行对中小客户提供零售金融服务可能是成本高昂的，如果利率不能市场化，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的零星贷款的确是赔本的买卖。从渣打在非洲大陆对中小企业的成功融资经验，以及孟加拉对国内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经验来看，融资成本均高达年利率10%以上，因此不利率市场化，对中小企业的借贷基本就不可能抵补风险。中国银行业缺乏多层次体系，利率市场化需要“草根金融”的发育。
第三，利率市场化也有可能带来一些恶性竞争和政策套利。举凡利率市场化拖延得太久的经济体，利率市场化基本就失败了，例如日本和韩国，日本利率市场化一拖20余年，经济拖成了泡沫经济，银行体系拖成了坏帐堆积如山的坏典型；韩国则是利率市场化完成不久就爆发金融危机。目前在中国试行利率市场化的地区，可能会导致存款搬家现象。例如农村信用社存款利率浮动改革试点启动以来，根据在温州357家农村信用社网点的试点情况和山东省烟台市的试点情况，基本上实行的是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共同提高。就存款搬家而言，机构甚于个人，因此利率市场化不能是冗长而缓慢地不断试验的过程，这将导致资金供求在试点和非试点地区的“双轨制”，长时间的双轨运行只能导致出轨。
简要的结论是，利率市场化并非单纯只有收益，而同时将带来多种风险，利率试点的时间也不宜拉得过长，为屏蔽利率市场化带来的银行破产和存款人利益损害，中国需要存款保险机制。
以金融控股为特色的中国渐进金融混业风险
目前中国银行业出现的另一种新风险,就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对银行内外部监管带来的一系列冲击。根据巴赛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成立的金融集团联合论坛颁布的《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金融控股公司被定义为：在统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这也是被业内广泛认可的定义。为简洁其见，下表列出了两种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所谓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和各金融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不同的子公司从事不同种类的金融业务,各种金融业务建立"防火墙"。所谓银行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为银行控股公司，仅从事商业银行业务，而其他金融业务则通过所控股的金融子公司经营。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处于有实无名的阶段。目前我国的法律和部门规章都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像中信、光大、平保公司等金融企业直接控股金融企业的公司，它们是依据公司法中等控股集团而存在,金融控股公司在中国还没有非常清晰的法律和监管定位。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日益深入和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业务交叉，各种尚不规范或者有实无名的金融控股公司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业新的组成部分。
从投资主体不同的角度来分，我国目前主要有三大类金融控股公司，第一类是以金融机构为主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独资或合资成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子公司，因而形成的控股公司的情况较多见，当然以信托投资或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混业经营集团也在涌现。第二类是以投资集团为主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第三类是以实业公司直接参股、控股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业的金融机构所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越来越多的银行，对投资、保险和信托类业务表现出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不断尝试进行业务渗透、交叉。
第二，以银行为为重要主体推进的金融混业势头，给外部监管带来了新风险。从目前的分业监管的分工来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外部监管，需要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的密切合作。但目前央行和三会还不能在监管信息上形成有效沟通，也不能在监管制度上达成协同配合，更谈不上为金融控股公司制定统一的监管法规。如果长期缺乏对名义上不为金融控股公司实为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宏观管理的法规，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又不能在监管信息上形成沟通，在监管制度上达成有效的配合，必将会埋下新的巨大的金融风险。
第三，内部监管的松弛是当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另一风险滋生地。在内部控制松弛、缺乏自律约束能力，同时外部监管能力又不足的情况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四大国有银行都开办了证券、信托、租赁、房地产、投资（自办公司）等业务，实质上进入了混业经营时代。但是由于银行自身缺乏应有的自律和风险约束机制，导致银行自身业务没有办好，投资设立的其他自办公司等也没有取得成功。目前初具雏形的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是在获得稀缺性资源--金融经营牌照这一情况下，谋求垄断性利润的行为，离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协同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目前的控股公司大部分从国有金融机构脱胎而来，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存在着严重弊端，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尚待改善。而现有的金融控股公司中，由于组织模式、发展战略等原因处于低效运转状态的不在少数，只不过因为我国金融市场化的程度不高，而使诸多弊端隐而未发。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已经使得内外部监管的脱节显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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