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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道上人流稀少，600多名干部的离去，令陶乐县的服务业丧失消费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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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宁夏最小县的陶乐位于银川以北，县城东面沙漠，西临黄河。制图/吴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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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乐县城的房地产业这两年刚刚兴起，商品房的买主也主要是政府官员，突如其来的干部分流，令房产商面对巨大的债务黑洞。图/刘炳路
宁夏最小县人口3.2万，2300人吃财政饭；
600多名干部因撤县分流各地，他们所支撑的县城经济随之崩塌
本报记者刘炳路 宁夏报道
6月3日早，银川难得有雨。司富忠将公文包举过头顶，摇晃着跑向公交车站。
3个月了，这位原陶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每个周末都要乘两小时车回陶乐和妻子团聚。他现在的身份，是银川新城西夏区政法委普通干事。对从坐专车到挤公交的变化，他已经开始习惯了。
今年2月份，经国务院批准，宁夏回族自治区撤销陶乐县建制，该县原有三乡一镇中，月牙湖乡划归银川市兴庆区，县城改为马太沟镇，连同另外两乡一并划归平罗县。
与司富忠一样，原陶乐县600余名干部被分流到平罗、中卫和银川等地。
“有一半以上的干部两地分居。”原陶乐县编制办主任王锦新说。这个比例在原陶乐县委书记、县长于霆看来要稍低一些，大约30%左右。
安乐小城不能“自给自足”
“10多个人养一名干部。”于霆介绍，撤县时，陶乐约有2300多人吃财政饭，而全县的总人口仅3.2万，城区人口不过4000有余。
从宁夏省城银川北上，在黄河和毛乌素沙漠之间，一条陶横公路通向自治区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县域。
1941年建制的原陶乐县地形狭长，南北约97公里，东西约10公里，正方形的县城不过1平方公里，站在城内两条主干道的交叉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能望见城外的田野。
一则坊间故事被人们用来形容陶乐之小———县城一家宾馆曾开设足疗服务，一名干部带着外来的客人去凑了热闹，第二天，“干部让大姑娘给洗脚”的消息便传遍全城。
讲故事的退休干部证实，陶乐县城至今没有一处洗浴、舞厅之类的休闲娱乐场所，来投资的许多外乡人都铩羽而归。
“这是一个没有隐私的县城。”原陶乐县委书记于霆说，他走在街上不敢和女同志说话，否则第二天县委书记的作风问题同样会家喻户晓。
这甚至是一个无偷无抢的小城。街边的自行车不见上锁，空无一人的汽车也敞着车窗。
当地人说，县城东面沙漠，西临黄河，南北各有一条公路通向外面，只要在两条公路上设卡，犯罪分子想逃都逃不掉。
但是，小城里安居乐业的人们并不能“自给自足”。
“10多个人养一名干部。”于霆介绍，撤县时，陶乐约有2300多人吃财政饭，而全县的总人口仅3.2万，城区人口不过4000有余。
长期以来，陶乐是一个农牧业为主的农业小县，没有工业基础，1997年年财政收入不足80万元，2003年刚刚达到500多万元，但各政府部门一应俱全，仅国家干部、各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一项一年就需要国家财政补贴2000多万元。
“陶乐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从政便成为最主要的选择。”王锦新承认，对于县领导的进人批条，他作为编办主任也只能开绿灯。
在这种情况下，陶乐的干部群体成为当地主要消费群和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
“买东西的是干部，吃饭的是干部，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房地产，购买者绝大多数也是党政干部。”
于霆说，“陶乐可能是全国干群比例最高的县城，这个比例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秘密撤县紧急分流
之所以要搞得这么秘密，是担心原陶乐县干部得知撤县消息后无心工作，四处托关系找退路，由此影响陶乐县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危机的爆发，在陶乐建县63年后到来。
2004年1月23日，正月初二，王锦新接到陶乐县委办公室的电话：“明天早晨8点务必赶回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
次日上午，在平罗县黄河边的一个林业站观测点，陶乐撤县领导小组召开首次会议，主持者是平罗县委书记王静，平罗、陶乐两县党政主要领导及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到会。
“在那次会议上，我才知道陶乐要撤县了。”王锦新说，当天下午又把两县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全调过去，讨论撤县方案，并成立人事组、财政组、边界勘查组。
“我也是临近春节才知道要撤县。”6月6日，原陶乐县委书记于霆说，为了平稳过渡，撤县前有关方面控制了消息的传播。
这种说法得到平罗县县长俞爱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姚新闻的证实：之所以要搞得这么秘密，是担心原陶乐县干部得知撤县消息后无心工作，四处托关系找退路，由此影响陶乐县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月中旬的一天，分流方案在陶乐县委县政府大院公之于众。
“几百名干部挤满了院子。”王锦新回忆说，“一开始还有说有笑，后来就有人骂街。”
根据公布的方案，原陶乐县600余名干部按15%、60%和25%的比例分配到中卫市、银川市和平罗县。
“很多家庭的成员被分散到各市。”王锦新说，为了避免产生分居问题，陶乐县编办曾对每名干部家庭成员情况进行调查。最后形成了一份翔实的干部名单，送交给原陶乐县委，并在每人的后面标注了亲属工作情况。
“但从分流方案来看，调查意见没有被采纳。”王锦新说。
分流方案公布后，分到中卫的78名干部被要求限时回家取东西，分批乘坐客车，并由警车开道，前往银川培训三天。
第二天一早，分到银川的378名干部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陶乐。
“哭的哭喊的喊，大家都追着客车跑。”分流干部王芳如此形容当时的场面。原陶乐县一位老干部则回忆，陶乐县有关领导当时发话，若不上车就视为自动放弃分流。
分居的干部家庭
原陶乐县交通局职工贾树俊一家四口现在分散四处：54岁的贾被分到银川兴庆区，妻子分到平罗县财政局，女儿和儿子则分别去了银川的灵武县和中卫市。
“最近，孙子总是一个人抹眼泪！” 陶乐县退休职工尹秀兰说。
“儿子分流去了银川，儿媳去了中卫，他们就把孩子丢给了我。”70岁的尹秀兰不识字，不知道如何给孙子杨晓军（化名）辅导功课，孙子的成绩下降了。
儿子回家见到晓军成绩下降，就伸手要打他，孙子就哭，尹秀兰自己也跟着哭，最后儿子便抱着头不再说话。
这种情形，出现在陶乐县许多家庭。原陶乐县财政局的刘涛，撤县后被分到中卫市财政局，妻子曾菊香则被分到银川灵武县绿化队，9岁的孩子也由70多岁的祖父母代管。
原陶乐县交通局职工贾树俊一家四口现在分散四处：54岁的贾被分到了银川兴庆区，妻子分到平罗县财政局，女儿和儿子则分别去了银川的灵武县和中卫市。
“仅平罗就有122人表示要求解决分居问题。”6月4日，宁夏自治区人事厅规划与人才开发处一位负责人说，“陶乐撤县的人员分流引发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之前完全可以处理好。”
该负责人介绍，具体的分流名单由原陶乐县自行决定，在实际操作中，人员去向由原陶乐县委书记于霆和原陶乐县组织部部长芦君等负责人拟定名单。
于霆则为自己受到的责备和谩骂感到委屈。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于霆说，原陶乐干部的分流完全是按照合法的程序以及有关分流方案实施的。他认为，作为党的干部应该能克服分居这些困难。他说，自己就多年不能和家人团聚，孩子至今都不愿叫爸爸。
对于干部分居问题，宁夏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宁夏人事厅一位负责人士说，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已经做出指示，要求对分居人员原则上一律调整到同一城市工作。
但就目前而言，住房和交通是所有分流干部最大的困难。刘涛、曾菊香夫妇每周回家一次，一月下来，交通费就需六七百元，相当于一个人的工资。刘父说，若算上两地的租房费用，儿子儿媳的收入所剩无几。
贾树俊一家四口则要在四个地方租房，刚刚借了7万元钱在陶乐买的房子空置了，又卖不出去。
权力和福利双重落差
“如何调整心态是这些干部面临的最大问题。”现已出任中卫市副市长的于霆说，这些科级干部从有权到无权，角色的转换是他们最大的痛。
实际上，分居可能还不是陶乐分流干部们付出的惟一代价。
司富忠，这位50岁的科级干部虽然对挤公交车上下班逐步适应，但他仍然感叹于自己相关福利的改变。在银川西夏区政法委，司所享受的正科级待遇仅限工资一项，“其他误餐补助、电话费等都没有了。”
“这些都要自己花钱了。”司富忠不断地提到这一点。但他强调，自己一定会接受现实，服从组织安排。
“福利方面我们都觉得受到了歧视。”另一些分流到银川下属县市的原陶乐干部举例说，比如降温费，原职工500元，而陶乐分去的干部仅有200元。
有关资料显示，陶乐撤县，共有280多名科级干部被分流到外地，其中绝大多数保留科级待遇，但没有安排相应职位，分到银川的100多名科级干部全部成为普通干事。
“如何调整心态是这些干部面临的最大问题。”现已出任中卫市副市长的于霆说，这些科级干部从有权到无权，角色的转换是他们最大的痛。
而编制问题则是另一些分流人员的心头大患。
原陶乐县财政局政府采购中心的王芳被分到银川市西夏区团委，在县公安局当民警的丈夫则分在银川兴庆区公安分局。
因为没有编制，夫妇俩与同学合租了一套房子，自嘲生活困难的同时，王芳说自己和丈夫是“编外职工”和“编外警察”。
和王芳一样，一批分到银川的陶乐干部多次到有关部门询问编制问题，均未获答复。
宁夏自治区人事厅那位负责人介绍，因为分流人员的复杂性，银川在接收上也很为难，编制问题，有关部门还在研究当中。
据记者了解，未落实编制的分流人员，工资发放也受到影响，除平罗县全额发放之外，中卫和银川等地，均拖欠分流人员两三个月的工资。
有钱人都走了
“那些政府的老客户都走了，没有多少人来吃饭。”老板余桂香承认，陶乐餐饮业过去以党政机关公款消费为主，一些小规模的散客也主要党政机关干部。
6月4日，原陶乐县城的街头行人稀少，异常安静，一些店铺干脆关了门。
600名干部的调离，推倒了县城经济的多米诺骨牌，一系列连锁反应在撤县后的几个月内逐一显现出来。
“有钱的人都走了，生意真没法做了。”县城最大百货商店———如意商店老板一再追忆撤县之前的好日子，“那时每月营业额有七八万元，现在不到两三万。”
当地最大的酒楼———梦源酒楼也因客源的消失而生意萧条。
“那些政府的老客户都走了，没有多少人来吃饭。”老板余桂香承认，陶乐餐饮业过去以党政机关公款消费为主，一些小规模的散客也主要党政机关干部。
“每天午餐晚餐以前都有两三千元的营业收入，而现在一天的营业额也不过三四百元。” 余桂香说。
6月1日起，开汽车维修部的李林调低了手下工人的工资，每月1000元降到800元。
李林说，陶乐私家车很少，出租车只有20多辆，而政府部门车辆则有近200辆。因此，他九成的客户来自政府部门。
“原来平均每天可以修10辆，现在有两三辆就不错了。”李林说。
与服务业相比，陶乐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受到更大冲击。
建筑商韩新民和韩新林兄弟俩去年向银行贷款70万，自筹资金几十万元在黄河小区兴建了11栋22户小别墅，每户的面积在130到160平方米之间，均价11万。
韩新林的妻子高瑞说，因为价钱比较便宜，去年动工时就预售了五六套，业主支付了两三万元的预付款。
今年初，房子都建好了，但砍价过半都卖不出去，以前的预售房，业主也不愿交余款，有的还提出退房。
高瑞哭着说，所有的筹款和银行贷款全压了进去，每隔两天，银行就来催还款，现在还欠工人工资30万元，每天都有工人住到他们家里要账。
向阳西街、振兴小区、黄河小区是近两年陶乐县重点开发的商住楼区，如今这些楼盘成了一座座空楼。
政府欠账对口还款
当时负责调查欠账的原陶乐纪检委也为平罗县纪检委留下了将近10万元的餐费、修车费，平罗县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李友芳说，本部门年办公费仅1万多元，这笔债不知如何偿还。
6月4日，平罗县县长俞爱山介绍，陶乐撤县后，平罗对原陶乐县各部门的债务进行清查，核清债务9000多万元，相当于陶乐县15年的财政收入。
这些欠账主要包括农业开发、城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以及欠工商业户的餐费、燃油费、修车费等。
俞爱山说，各项欠费的具体数额记不太清，但其中工商业户的餐费、修车费、办公商品费等欠款在1000万元以上。
平罗县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李友芳说，对于陶乐欠账平罗县采取“不审计”的原则全部无条件接受，并对口还款，比如原陶乐县交通局的欠款由平罗县交通局来还，原陶乐物价局的由平罗物价部门偿还。
在一份原陶乐县各部门所欠个体工商业户的清单中，共有78名债权人，原陶乐县政府一位退休干部说，这些债权人几乎包括了陶乐所有的个体工商户。
梦源酒楼的老板余桂香提了两纸袋子欠条，她粗略的算了算，原陶乐县人大、林业局、宣传部、城建环保局等几个部门所欠饭费就达6万余元。
陶乐撤县后，要账成了这些工商业户的主要任务。
个体建筑商宁玉林承包原陶乐县人大办公楼装修工程，有22万元的装修款没有还清，宁玉林每次去平罗县人大要账，对方多则给八百、五百，少则两百、三百。
“这钱刚够来回车费。”宁妻说。
平罗县各部门则为还款发愁。陶乐县宣传部留给平罗宣传部的招待餐费达7万元，平罗县委宣传部部长姚新闻说：“部里每年的办公经费不到两万元，只能靠‘挤’逐步还账。”
司富忠说，原陶乐政府官员绝大多数为本地人，跟当地的工商业户非常熟悉，甚至有亲属关系，赊账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
于霆则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撤县之前，原陶乐县委纪检、监察等部门曾到一些工商业户去调查欠账问题，当时各工商业户均称没有部门欠账。
“他们担心，说了这些官员们就不去吃饭了。”于霆说，如果当时工商业户将欠账公布，陶乐县委早就组织清还了。
据记者了解，当时负责调查欠账的原陶乐纪检委也为平罗县纪检委留下了将近10万元的餐费、修车费，平罗县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李友芳说，本部门年办公费仅1万多元，这笔债不知如何偿还。
另有数据显示，陶乐县几家主要房产商因为开发停滞形成无法偿还的贷款共计490万元，各种借款153万元，另欠农民工工资149.3万元。
“这800来万放在其他的县城不算什么，可是在房地产刚刚兴起、全城才仅有几栋商住楼的陶乐县，却是一个天文数字。”
原陶乐县一位退休的副县长认为，必须立即解决工商业户和开发商的困难，否则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矛盾和社会问题。
陶乐何去何从
于霆表示，陶乐各项基础设施已经逐步完善，面临着很大的机会，尽管撤县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当前利益，但也成就了一批人的未来。
“我们吃了国家这么多年，应该为国家做点贡献。”任职陶乐8年的于霆如此看待撤县问题。
在他看来，陶乐出入不便，长期封闭状态，很难招商引资，所以至今没有工业。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去年陶乐修通了南到银川、北到石嘴山的陶横公路；明年陶乐到平罗的黄河大桥也将通车，就为陶乐的发展开启了西大门，同时，平罗县政府还决定尽快修通陶乐到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沙漠公路，再开启陶乐的东大门。
“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交通。”于霆说，陶乐的发展还受到行政区域的限制，在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行政审批等方面都受到一定制约，因此应该融入更大的环境中去。
平罗县县长俞爱山说，陶乐县的撤县是从体制上排除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对各种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减员增效，减轻群众负担，目的是促进县域经济的根本发展。
俞爱山认为，当地房地产的跌价属于市场行为，政府部门也会想一些办法来帮助他们。
于霆表示，陶乐各项基础设施已经逐步完善，面临着很大的机会，尽管撤县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当前利益，但也成就了一批人的未来。
据透露，为了盘活陶乐的闲置房产，平罗县政府已多次到陕西等地招商，希望引进一些无污染的手工加工业、制造业，一方面恢复陶乐经济，一方面凝聚人气。目前，已引进塑编厂等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陶乐地区投资，并和7家企业签订了投资意向书。
就此，于霆认为，目前陶乐的困难是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当地经济肯定会恢复，房价肯定会得到提升。
“但这个时间不好确定，也许是两三年，也许是五年、八年，”于霆说，“在此过程中，肯定也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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