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红包，手术依然没做成
——南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红包”事件调查
日前，位于湖南衡阳市的南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附一医院)爆出一惊人消息一场准备就绪的头部颅内大手术因“红包”事件而导致手术紧急叫停。医患双方由此引起的纷争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传开。为探其究竟，6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程赶赴衡阳附一医院进行采访。
患者亲属：
给“红包”不爽快手术急停
6月7日，记者通过多方打听，终于在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了患者马玉凤老人的家。患者看上去60岁左右，神情比较呆滞，精神恍惚。患者的丈夫刘太周见记者来访，担心老伴受刺激，忙把记者拉到卧室里说：“手术没做成的事我老伴还蒙在鼓里，我们家里人都不敢对她说，担心她脑血冲顶出危险。”当记者问及马玉凤老人的病情时，刘太周说，我老伴最近得了脑血管梗塞，由于大脑供血不足，引起嘴角略微歪斜，讲话都很困难，通过一段时间的住院，病情有所好转，但头部颅内手术一天不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采访中记者获悉患者马玉凤于今年3月31日住进附一医院，4月18日作了造影。4月19日上午，该院神经内科主治医生阳纲要把患者丈夫刘太周约到办公室，详细介绍了马玉凤脑血管梗阻的部位及形态，提出可以用脑血管微创介入术的治疗方法，并说明手术需要从广州请专家。
4月28日上午，阳纲要医生说，由于手术需从广州请李铁林教授做，因此要另外交纳2000元钱作为专家的“差旅费”并且这部分钱没有收据和发票。刘太周表态同意，并打电话通知女儿到银行取1.3万元钱。其中1万元作为手术费用，2000元作教授“差旅费”，剩下的1000元准备在手术后请医生和护理人员吃饭。当日下午3时多，刘太周将1万元手术费交给了医院。
4月29日上午事情发生急剧变化。刘太周说，事前他们已知道马玉凤的手术是安排在第2场，大约10时多可以完成。当天一大早，他就带着2000元“红包”，并分别用两个信封各装1000元钱，与女儿、女婿一起来到医院。但一直等到近11时，仍没有消息。12时左右，刘太周的女儿女婿陪着母亲进了手术室，患者马玉凤上了手术台，附一医院阳纲要医生和患者亲属在手术志愿书签完字后，阳纲要医生随即向患者女儿刘奇丽索取李铁林教授的2000元“红包”。刘太周女儿刘奇丽当即拿了一个装有1000元现金的信封交给了医生。医生点完钱后，说“还差1000元钱”。于是，刘奇丽又将另一个装有1000元钱的信封递给阳医生。
此时，刘太周的女婿刘洪良在旁边说了一句“这‘红包’能不能少包点？”这句话当即引起了阳医生的强烈不满，据刘奇丽向记者介绍，当时医生非常气愤地说：“这钱是与你父亲讲好的，收得也是最少的，前面的病人还收了4000元，你们这点‘红包’算啥？”随后阳医生将神经内科主任成志喊出来，自己离开了。12时30分左右，患者丈夫刘太周突然接到医生的电话，说手术不做了。刘太周问医院是什么原因不做，医院说是“医生压力太大，手术没把握”。
“附一医院是衡阳最好的医院，为什么因为2000块钱红包没有爽快地交到医生手里，他们就把我妻子推下了手术台。即使没有给红包，我们也交了1万多块钱的手术费。没想到这些医生这样狠心！”刘太周非常气愤地向记者倾诉道。
医院：医生压力太大，没把握
医院的说法与刘家的说法大相径庭。该院神经内科主任成志称，开始和刘太周沟通时，他们医生就告知了该手术在湖南省内能做的只有3家医院，而且绝大部分要请外面的专家来做。为了办妥这件事，阳纲要医生多次与广州的李教授进行联系才将事情办好。
成志认为不存在医生因为“红包”交得不爽快而停止手术的事情当时递上第一个信封时，阳医生并没有拿，是患者女婿自己说的只有1000元钱。后来再次送上的2000元钱是他接的，最后给了李教授。他说，停止手术的真正原因是患者女婿对手术的风险没有正确的认识，在教授和患者女婿就手术风险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中，其女婿坚持要求手术必须成功，后来签字也是在患者丈夫刘太周电话要求下签的，当时患者女婿说了一些威胁的话，使得教授和医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没有把握确保手术成功。
2000元钱到底是“红包”还是“劳务费”，医患双方的看法也相去甚远。附一医院监察室主任贺安民称，出现这种纠纷是意外，在该院也是第一次发生。但记者在该院采访一些患者时获知，类似这种变相的“劳务费”在附一医院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随后记者在马玉凤的病历记录上看到，医生注明的是“劳务费”，该院神经内科主任成志也称，前一个做“动脉瘤栓塞”手术的病人支付了4000元钱的“劳务费”，包括专家往来车费、住宿、吃饭、手术等。物价部门没有具体的规定标准，但收取这样的费用是一种惯例。
律师：医院行为严重违约
医院对“红包”事件的解释与患者委托的律师持截然相反的看法。据患者的丈夫刘太周委托的湖南秦湘律师事务所张国经、邓寒鸣律师向记者介绍，在这一事件中，医患双方都同意进行手术，并且医生、患者亲属都在手术志愿书上签了字，患者交给了医院1万元手术费，这就形成了一个合法的医疗合同。但因医院向患者亲属索要“红包”不爽快，就单方面突然停止了对患者的手术，此行为属于严重违约。两律师指出，手术前医生应该进行了周密分析，包括专家在手术之前也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如果说风险太大，不应该恰巧在手术即将进行时突然宣布停止，也就是说“风险”在索要“红包”不爽快时出现是不可能的。再者，推说病人亲属不能理解手术风险而停止手术不能成立，威胁之说也无实据。
律师认为：技术合作应当支付报酬，但不应当全由病人支付，外请专家与病人无合同关系。况且，医院外请专家有指导传授经验技术、培养医疗队伍的目的，因此，从受益的角度来看，医院应承担相应的费用。所谓的“劳务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医院外请专家教授，其费用只能在手术费中体现，否则违反了卫生部关于“不准在国家规定之外增设收费项目”的明文规定。
张国经、邓寒鸣律师对记者说，医院的任何收费均应开发票或收据没有发票或收据的收费实际上就是“红包”，“劳务费”只是一块“遮羞布”。医院收取这样的“劳务费”肯定违法：一是单位的会计财务处理要有合法的税务凭证，另外在此事的税收方面也存在问题，是一种明显的避税行为。外请的专家教授得到收入应该主动纳税，医院也有代扣代缴的义务。如果附一医院1个月有两次外请专家、平均收取3000元“劳务费”的手术，1年就有7万2千元；若整个衡阳地区以20个医院计算，则1年就有144万元、10年就有1440万元的“劳务费”逃税，数目是十分惊人的。
两位律师对记者说，附一医院的这种违约行为给患者带来了较大的伤害。据悉，患者马玉凤不但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而且花费1万4千元的巨额住院费用。好不容易等来了手术，却又惨遭中途停止。这给患者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医院应当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失。
医学博士：
“红包”是医疗领域的“怪胎”
记者就医疗领域中的“红包”、“惯例”、“劳务费”等问题采访了一些医学界人士他们的看法折射出了医疗领域中，仍然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记者在采访湖南中医学院附一医院席建元博士时他说，医生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做法扭曲了医生的人格，按理说，大医院的主治医生的待遇是很丰厚的，像湘雅医院的主治医生一般的月薪都有1万元左右，像湖南一般医院主治医生的月薪都有五六千元以上，即使医生的收入不高，也不应该接受患者的“红包”。医院因手术需要外请专家报销“劳务费”，也只能由医院从手术费中列支，额外加收患者费用其实就是变相地向患者收取“红包”。但目前，“红包”、“劳务费”在一些医院已成了“惯例”或称“潜规则”，两者都具有“不透明”、“无标准”、“获取方式不正当”的特点。对医生来说，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红包”，一般会在服务态度等方面有积极表示这就形成了医疗领域中的“怪胎”。
湖南省纪委：医院收“红包”违纪
6月11日，中共湖南省纪委驻湖南省卫生厅纪检组组长刘可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既然医患双方代表都签了字，患者也交了手术费，医生就应当履行职责把手术做好。附一医院单方面终止手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种做法都是对患者极不负责任的。至于该医院在名义上收取患者所谓的“劳务费”或“差旅费”，且不开发票或收据这种做法更加不妥。
刘可说，如果附一医院是因“红包”问题而导致手术终止，这样最容易误导患者，以致“不给不放心”，“给了心不顺”，从而造成患者对医生不信任，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出现医疗纠纷和官司。因此，不管医生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红包”，都属违纪行为。国家卫生部4月22日刚刚公布了《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并对社会极为关注的医疗界乱收“红包”等问题的处理作了明确规定，情节严重者将被逐出医生队伍吊销执业证书，免除医院主要负责人的职务。
6月12日下午，记者从刘太周那里了解到，他们已委托湖南秦湘律师事务所张国经、邓寒鸣律师准备诉诸法律，为患者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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