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腐败“原罪”的“赦免”是以“藐视”现行法律为基本特点的。

　　如果“让所有主动交出赃款的腐败分子，能够得到‘赦免’，以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笔笔腐败‘呆账’”的“设立全国退赃公开账号”所谓“特别行动”能成立的话，那么，其他人也一定会搞出一个“让所有主动交出赃款的‘小偷’，能够得到‘赦免’，以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笔笔刑事犯罪案件中的‘呆账’”的“特别行动”提案来，我想，这类“特别行动”提案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既然能对腐败分子能这样，对“小偷”（接下去还有“走私犯”、“贩毒犯”等一大堆“人”等着呢）为什么就不能？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触犯了法律的“腐败分子”的“原罪”能“赦免”，难道“小偷”、“走私犯”、“贩毒犯”的“原罪”就不能“赦免”？！然而如果犯罪分子的“原罪”都能“赦免”的话，那么，法律就谈不上法律了，也就没有什么尊严了，社会也肯定会大乱了。

　　所以，对王明高先生的“反腐败特别行动”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我们找不出任何一点的法律依据，也看不出有任何先进的法理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所谓的“特别行动”的提案，是以“藐视”现行法律为其基本特点的，因为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所谓的“特别行动”的提案还这样“暗示”：现行法律对腐败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而必须另搞一套，重起“炉灶”，只有对腐败“原罪”进行“赦免”才能解决腐败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所谓的“特别行动”的提案还显示着我们社会存在的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腐败“原罪”可以“赦免”，腐败了的干部可以享有“法外豁免权”。

　　（二）历史的经验证明，光靠“一纸通告”来反腐败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的，

　　类似于“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的“锦囊妙计”——“反腐特别行动”，是不是没有人想过呢？不是的。早在1989年已经高法和高检察就发布过一个《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规定凡在通告期限内自首坦白的腐败分子“一律从宽处理”。但是，效果如何呢？不能说一点没有，在“一段时间內”也曾出现过一些“自首坦白分子”，然而，进入九十年代没有多久，就迎来了直至今天的中国的腐败高峰期，这类“通告”式的“制度规定”没有真正遏止腐败犯罪的继续发展与泛滥。

　　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反腐败专家提出这样的“反腐锦囊妙计”？关键原因在于这样的“反腐制度”是建立在腐败官员的“人性善”的“道德良知论”的基础的：即这些腐败分子的道德尚未冺灭，因而只要一看“一纸通告”就会心甘情愿地、自觉地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贪赃吐出来……想通过一个“特别行动”就能将关系到国家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解决了，愿望是不错的，但我是不相信的，这太将反腐败斗争看作是儿戏了，将反腐斗争看得未免太简单了，实质上这是现代东郭先生的“乌托帮”！

　　（三）“反腐特别行动”提案的“软肋”究竟在哪里？

　　那么，“反腐特别行动”提案的软肋在哪儿呢？我想，主要是这一理论对当今腐败发展、泛滥的成因（或特点）不甚了解或是了解甚少。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腐败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资本腐败”，这类腐败的主要特点是：个案腐败少，集团腐败多；被动腐败的少，主动腐败的多；“官商结合”的多；腐败金额一般都是天文数字式的巨大；“出生率”大于“死亡率”，“前赴后继”现象尤为突出……腐败的这种“生死同盟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特点决定了这些腐败官员，不可能也不会因为有了你这个“反腐特别行动”而进行“个人式”的“腐败起义”。

　　其实，这个“反腐特别行动”的提案亦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浙江省宁波市早在2000年初“廉政账户”，因原市委书记许运鸿等多名主要官员因腐败被查处后，为了“挽救濒临犯罪边缘的党员干部”而在该市首开了“581”（“我不要”）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专用账户，让党员领导干部通过上交其收受的“无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现金、有价证券，促进自身廉洁自律。此后，全国有不少城市的纪委先后仿效，有的叫“981”（“就不要”），有的叫“510”（“我要廉”）等等，试图以此解决了中国的腐败问题，效果如何？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如缴到在浙江、江苏、安徽、新疆、辽宁、宁夏六省(区)以及宁波、深圳、珠海、济南、长沙等20多个市廉政账号的不同退赃账号的资金达上亿元。但是，与现实中的天文数字腐败数字相比，这个数字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弊大于利，因而福建省纪委发出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全部撤消已设立的廉政账户的通知。

　　（四）怎么解决腐败的“呆账”？

　　谁都对严重的腐败“呆账”着急，谁都恨不得立即解决腐败的“呆账”，然而谁都不能寄希望毕功于一役的方式解决严重的腐败“呆账”。因为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因为在现阶段腐败还有它滋生的气候、土壤和条件，因而王明高先生的这个“反腐特别行动”的“一二三工程”就有急功近利之嫌。“一个全国退赃的公开账号”、“实行两项特别决定”和“采取三条配套措施”就能解决严重的腐败“呆账”？我说得不好听一点的话，就有点异想天开的了。

　　反腐败有一个反什么和怎么反的问题，对此，我也有“一二三工程”，所谓“一”，指的是一个指导思想——“三个代表”，离了它，中国的反腐败决不可能成功；所谓“二”，指的是用“一只手”来反位高权重的“权力腐败”（“大腐败”），用“另一只手”来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身边腐败”（“小腐败”）；所谓“三”，就是中纪委提出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三位一体”，所以，它必定是长期的，解决当今中国严重的腐败“呆账”问题，肯定没有“特效药”。王明高先生将反腐败用“捕鱼理论”来比喻，不是不可以，然而总感到缺乏一点科学性，我想无论多大、多好的网，这个“鱼”总是不能“一网打尽”的。

　　（五）不要将“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与“预防资金外逃”等具体制度的研究与“反腐败特别行动”混在一起。

　　“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与“预防资金外逃”等等都是一个个的具体制度，在预防腐败上都有一定的作用，不仅湖南的同志在研究，其他研究反腐败的同志也在研究，我想，对诸如此类的“研究”亦肯定会“中央高层的重视和关注”，但是，对这些研究的“重视和关注”决不等同于对课题核心价值的“反腐败特别行动”的“重视和关注”，而且对课题的“重视和关注”，也不等同于“中央高层”对它本身的认可和赞同，所以。作为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完全不必引用这些“话”来提高自己观点的分量，引起人们的“错觉”。

　　总之，不要将“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与“预防资金外逃”等具体制度的研究与“反腐败特别行动”混在一起。

　　什么是反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就是“秋后算帐”，在这个问题上始毫含糊不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同意其他一些学者对这一“反腐败特别行动”的批评：这是一个“馊主意”！(稿源：人民网)(作者：邵道生)(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