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董碧水 吴湘韩 中共中央近期出台《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以下简称《表决办法》），明确规定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一般应提交上一级党委全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 有评价称，中央将十六大报告要求推行的“全委会票决制”写入规范性文件，是使各地近年来进行的票决制探索制度化。 在各地风起云涌的票决制实践中，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地方。最早的干部任免全委会票决制，起步于此。椒江的试验从1989年开始，持续了15年。在全面推行《表决办法》的今天，椒江改革的经验和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其参考价值日益显现。 6月14日上午，39岁的王翔第一次来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上班，他的新头衔是“椒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创建文明卫生城区办主任（正科级）”。 此前的5月23日，椒江区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13名委员到会，3人缺席。会议的一个主要议程是对35名干部任免进行逐一票决。投影屏幕上显示的表决结果表明：包括王翔在内的35名干部的任免因所得赞成票数都超过应到委员的半数而被通过。 任免干部一律由区委会全体成员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表决。这一被称作全委会票决干部的任免决策机制，在椒江已经施行了15年。 15年来，椒江区委采用这项制度先后进行了112次干部任免讨论，涉及表决任免、交流调动的区管干部3500多人次。在3．7万多张干部任免表决票中，反对票和弃权票共有500多张。 党代会常任制催生了票决制 “全委会票决干部，是椒江的创造。”几位当事人对记者说。 罗根富1985年至1991年担任椒江市委组织部部长（椒江1994年撤市设区———记者注），现退休在家。他回忆——— “1987年，中组部决定在椒江进行县级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试点。试点过程中，涉及到一个问题：由谁来评议领导干部？由指定的党员来评议，显然不合理。找党代表？但党代表开完党代会后就没有资格了。年度考核请他们来评议，是否合法？当时党代会没到换届，又不可能再选党员代表。想来想去，还是找党代表来评议，向上级请示，得到批准。” 1987年8月的一个平常日子，第二次党代会闭会后，49名代表被请了回来，重新以代表的身份，参加对市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评议。 “我们从中得到启发。”谷建新时任椒江市委分管党群的副书记，他说，“党员代表为什么不像人大代表那样搞常任制呢？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到党代表常任制，理论依据也有。为什么不试？1988年，椒江市党代会换届选举时，浙江省委批准椒江进行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试点。” 谷建新现任台州市人大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告诉记者，考虑到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后，如果还像以前那样设全委会、常委会、书记办公会，不但层次多，而且会议内容交叉重复，影响决策效率，就决定把常委会这个层次取消，由全委会决策，书记办公会只是一个议事机构，没有决策权。 1988年12月14日，椒江市召开第三届党代会。与以往不同的是，不再设市委常委会，日常工作直接由党代会选出的全委会负责，当时有13名市委委员。 谷建新回忆说，一开始，全委会没搞票决制，但过了几个月，发现一个问题：以前常委是7个人，全委会却有13个人，这么多人怎么讨论决策？于是，大家一致同意采用票决制。 “无记名投票”被使用到了敏感的干部任免问题上。1989年4月初的一次全委会上，当时的13个党委委员无记名投票逐个表决44名干部的任免，组织部当场唱票计票，3名干部因得票数没有过半而被否决。 谷建新说，当时，票决制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干部任免，二是领导干部的处分，三是重大事项决策，前两项为无记名投票表决，后一项为记名投票表决。 票决制堵塞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通道 “实行票决制以前，书记办公会通过的干部任免事项，常委会没有通不过的。书记一正三副，加上组织部长，他们几个人说了算。常委会讨论干部任免，书记定了调，谁也不敢吱声。而实行票决制后，不再是书记说了算，委员们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提高了党委集体的威信和凝聚力。”经历了干部任免由“议决”到“票决”转变的赵平安深有感触地说。 赵平安现任台州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1990年，他从实行议决制的天台县调到椒江市任分管党群的副书记，1994年起任椒江区委书记。 干部人事历来是敏感问题，许多矛盾均由此产生。赵平安说：“过去讨论干部任免口头表决，很难保密，有的私下反对，心里不服，在外面传小道消息，上午的表决情况，下午外面就知道了。谁还好投反对票呢？” 曾经担任椒江市委组织部长6个年头的罗根富认为，干部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的好处还在于，买官卖官的通道被堵塞了，“过去跑官，找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就跑通了。实行票决制后，不可能跑通，因为他们每个人手中只有一票，跑官要官的人不可能跟13个领导都关系好，而且跑多了影响大。” 他回忆说，从当时意见箱收集到的意见来看，反映干部使用方面的意见比改革前少了。 谷建新这样总结票决制的好处：书记、副书记的权力小了，领导集体的权力加强了；随意性减少了，规范性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增加了，决策的失误减少了。 椒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徐章福从1989年12月担任西山乡党委书记起，每次调换岗位都经历了票决，总共5次。他这样说明议决制与票决制的区别：“假如主要领导许诺给你一个热门职位，如果实行常委会议决制，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如果实行票决制，就会有许多变数，你还得为此担心。” 王翔任椒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前是葭街道办事处的党委副书记，他经历了两次区委全委会票决。他说：“不知道那些有背景、有关系的人怎么看，但对于像我这样出身工人家庭的人来说，双手赞成票决制。把本职工作做好了，就不担心上面怎么评价。” 王翔认为，制度设计的好与差，对一个人的行为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干部任免的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搞关系的成本低，很多人就会去搞关系，不怎么搞工作了。 据椒江区委组织部对缓议和否决对象进行的跟踪调查，曾被缓议的88名任免对象中有10名犯了错误，占缓议对象总数的11．4％，有4名干部成长为处级领导干部，占缓议对象总数的5％。曾被否决的6名任免对象中，除了两名已退休外，其余4名在职领导干部的表现也不是很好。 椒江区委组织部部长张莉华说：“实践证明，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制对于选好用准干部，减少用人失误，有比较明显的积极意义。” 为什么15年来只有6名干部被否决 2002年2月，谢某没有继续担任椒江区某部门党组副书记。 椒江区委会议室里当年年初安装了一套电子表决系统，每位区委委员只需根据自己的意愿按一下座位上的同意、不同意、弃权的相关按钮，投影屏幕上当场显示表决结果。 当时谢某的票数就因未过半而被否决。这是离现在最近的一个被否决的干部任免案例。 据椒江区委组织部统计，自1989年实行票决制至今，仅有6人因未超过规定票数被否决。 为什么被否决的干部任免人数这么少呢？ 椒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徐章福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缓议环节，如果没有缓议，票决干部任免的通过率不会这么高。” 15年来，椒江共有88名拟任免人选在讨论过程中被缓议。因没有根据职位要求以及拟任免对象自身特点作出适才适岗安排而被缓议的有31名；因方案中相关人选审议未通过等原因而被缓议的有40名；因兼任职务安排不合理而被缓议的有11名；因工作实绩不明显或者存在某些缺点等其他原因被缓议的有6名。 88名缓议对象中，以后没有再提出相同方案进行讨论的有56名，占缓议对象总数的63．6％；以相同方案讨论通过的有23名，占缓议对象总数的26．1％，调整方案后通过的9名。 椒江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敏认为，缓议不仅重视了少数人和知情人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对主要领导进行了制约。实践也表明，实行缓议，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加强监督制约，从而提高决策质量。 台州市统战部部长赵平安向记者分析了15年来被否决的人数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票决制对组织部的工作要求更高了。组织部门把“关口”前移，更加慎重，做更多更细的考察、考核工作，多方面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干部任免方案更加科学。 椒江区委委员、组织部长张莉华对此深有感触：“在票决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称之为‘功夫在会外’，关键是要进行票决制的配套改革。” 这些年来，椒江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探索和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针对干部选拔任用“选、任、用”三个环节，椒江区通过规范推荐、考察考核等工作，把监督制约贯穿于干部选拔任用的全过程，实行考察预告和差额考察制、考核考察责任制、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制、干部选拔任用征询意见制、票决回避制、任前公示制和试用制。 1998年，椒江区委在一次征询意见过程中，有党代表建议：组织部门将任免人选提交区委会研究前，应书面征求纪检监察机关的意见。区委顺应民意，制定了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制。至今，椒江区纪委已对160多名拟提拔干部进行了廉政鉴定，有1名人选被否决，1名被缓议。被否决的那一个，后来果然出了问题：因收受礼金被立案查处。 但记者在椒江采访时，也有人认为，实行票决制之初没有通过的干部任免人选多，后来反而少了，这与民主气氛没有以前那样浓厚有关。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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