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攀西矿区进行整治之前，你只要拿到一些主管领导批示的“某某可以在某处打洞开矿”不足30字的白条，就可以开挖本该由省一级国土资源厅才有权批复的铅锌矿，甚至你可以高价卖掉这个所谓的开矿“牌照”。这是四川省组织部副部长蒋先继所描述的“甘洛采矿权市场”。而在这样的采矿权“市场”下，为此付出的，不仅仅是资源的透支、环境的破坏，还有1997年以来持续不断的矿难和死亡200条生命的高昂代价。隔三岔五的矿难，媒体对此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制度经济学认为，不同的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做出不同的行为。因此，产权安排也是分析矿难的一个很好的框架。

　　产权是什么？产权是追求效益最大化所作的制度安排。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曾举过一个这样的例子：新发现一个山洞，它的所有权人是谁？这无疑取决于财产法等相关制度。而山洞的使用权将属于谁，却与财产法无关，只与使用者付出费用的多寡有关。著名的“科斯定理”就蕴含在科斯讲述的这个故事中。现在反过头来看我们的矿产资源使用权制度。按照我国现行宪法第九条之规定，我国矿藏属于国家所有。但是，以科斯的解释，矿藏的使用权归属与宪法、矿产资源法等无关，只与使用者付出费用的多少有关。按照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谁出价最高，也就是谁认为该资源的效用最高，那么矿藏就将由谁所使用。

　　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市场不可避免存在交易费用的问题。因此，科斯第二定理告诉我们，如果交易费用大于零，不同的产权界定将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矿藏的所有权虽然属于国家，但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国家将矿藏所有权以法律分配给一级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国家代理人全权掌握着矿藏的配置。我们知道，政府的目标函数也是复杂的，他们虽然有“为官一方，造福一方”的伦理意识，但官员们自身利益、政治原则的介入使得地方政府的可靠性并不确定。这种产权界定可能导致寻租、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也是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

　　或许许多人以为可以通过加强监督、完善立法来遏制矿难，但是，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为此付出额外的人力和物力，这又是一笔交易费用。很多矿难并不是中央政府没有尽到监督之职，而是上一次矿难的调查组一走，非法的开采马上又照常进行。因此笔者以为，矿难之所以频发，首先就在于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矿产资源分配制度。在当下，矿藏资源的分配还是一种“计划经济”手段占主体的分配制度，这种产权分配远不是市场机制中讨价还价的产物，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的是行政审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不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矿产资源的分配，而是以国家权力来介入产权安排的。政府权力介入产权安排虽然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和侵害，最终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这就是有名的“诺斯悖论”。

　　从“科斯定理”到“诺斯悖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矿难中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政府是以“治理”的名义参与产权安排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内在冲动又要求高效率和低成本。这种复杂的矛盾使得寻租的空间不断扩大，而“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使得管理却越来越混乱，频发矿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次，四川省政府对攀西地区矿产资源的全面整顿中，采用公开的拍卖制度，“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获得采矿权，这无疑是一个进步，这正是科斯定理中所要求的自由交易和效率原则。笔者以为，要使矿难根绝，就要使有限的矿产资源能够配置到最有效的行业中去。（21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