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24日电 新近一期的《瞭望》周刊载文称，回顾上一轮过热(1992～1993年)，从1995年政府宣布实现软着陆，到1997年底经济转冷，从热到冷仅仅2年多时间；而此次由冷转热时间更短，2002年下半年隐约出现房地产热，转过年来四大投资便已高烧不退，投资增速则开始以翻番计。

　　文章在分析此次经济由冷转热间隔之短时谈到，首先是与中国的大国国情有关。由于国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是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当机会出现时，容易造成地区与个人之间的强烈参与和竞争，万马千军齐动员，经济很容易一哄而起；

　　第二个原因与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也即转轨期体制和经济特点使然。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况：

　　一是与转轨期体制尚不完善，约束力和市场完善程度较弱有关。比如中央对地方、政府对企业、政府对个人等。此次投资过热背后的主角是地方政府，而中央调控部门通过预警及市场手段三令五申严防过热却收效甚微，上述原因不可小觑；

　　二则与中国现阶段粗放的增长方式有关。各地对发展经济有热情无可厚非，但由于急功近利等官僚体制弊病，地方政府及企业不愿在需花费较大力气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方面下功夫，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扩大投资、粗放增长的捷径。这无疑又进一步加快和加重了过热的速度和程度。在郭克莎看来，扩大投资和效率低下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因为能耗大、效率低，所以投资就更大，而投资越大，管理各方面的问题越多，效率就会更低。二者一起，形成高投资高能耗低效益的恶性循环。(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