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长在天津，海河两岸我都曾跟儿时的伙伴玩遍过。闹灯节的娘娘宫、作礼拜的西开教堂，还有繁华的劝业场都曾经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我曾以为自己是个地道的天津人，但深入研究了天津的近代史，才感到真正了解天津和天津人却并非易事。当年，这座比北京小许多的一个城市，竟然有着英、法、美、日、意、俄、德、比、奥九国租界。我常想，那时的天津人在身处耻辱的同时又要在华界与多国租界之间来来往往讨生活，度日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上世纪初，八国联军管制了天津整整两年之久，还有后来的八年日伪占领时期，加之各派系军阀在天津走马灯似地进进出出，横征暴敛，打打杀杀……那都是些怎样不堪回首的年月呀？！天津的老百姓是怎样应对那严酷、屈辱却又充满异国诱惑的现实，又一边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传承祖宗留下来的一切呢？这里面一定有北京和其他内地城市人们没经历过的情感历程？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存智慧和中西杂糅的社交技巧。当然也一定会有他人没有过的难以言表的隐情。当我们这一代人随着新中国一同长大、一同与共和国经历着内政外交重大的转折变故和兴衰荣辱之后，我就越来越深切感受到了前人的情感，触摸到了那个年月天津人的脉搏。

　　我以为，天津和天津人在近代史上的命运和生活状态对理解中华民族近代史命运和生活形态是有着典型象征意义的。对理解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现象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参照作用。人们都知道，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与其恒定长久的生存状态有着直接关联的。同时，外来政治、经济、文化与恒定的生活状态碰撞（哪怕是暂短的碰撞）所产生的社会情态，照样会深深渗透到一个民族性格基因中去的，并且长久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于是我就有了写那个时代天津人的激动，也是我创作长篇小说《玉碎》的一个基本的思考。《玉碎》塑造了一位作生意精明而又不失信义、处事狡诡但又怀有爱国情感的天津玉器店的商人赵如圭，由于他善于经营，生财有道，将父亲传下来的玉器店搞得红红火火。为了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动乱年代保住家业，他将大女儿叠玉嫁给了颇有势力的青帮头目陆雄飞，又将小女儿洗玉许配给与日本驻军关系密切的市政府翻译李穿石，同时还结交了东北军团长金一戈，可谓用心良苦。但是“9·18”事件的爆发，激化了天津的各种势力的矛盾，二女儿怀玉违背父亲刀架在脖子上，只要不割出血来就得忍着的教诲，跟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爱国军人郭大器走到了一起，投身于爱国抗日的斗争中。赵如圭以天津卫买卖人那八面来风、机巧应酬的智慧，周旋与各方势力之间，一而再，再而三地破解危难，化险为夷。不料天津事变爆发，日本军队的炮火炸死了赵如圭的老娘，而他本来依重的陆雄飞和李穿石，都想趁乱染指家产明争暗斗。为报私仇，李穿石不但向日本人出卖了陆雄飞，也出卖了政府的机密，沦为汉奸。怒不可遏的赵如圭决心毁弃三女儿的婚约，洗玉陷于情感难以自拔，竞随李穿石离家而去。赵如圭的亲哥哥赵如璋一向嫉妒弟弟生意、日子比自己红火，关键时刻也跳出来添乱……经历了这一切，特别是眼看着大女婿和外孙横死敌人枪口下之后，赵如圭才发现自己以往屡试不爽的处事手段和生存之道竟是那样的可笑无力，他原来视为生命的玉器古董已经没有了丝毫价值，当李穿石奉日本人之命带着汉奸便衣队前来抢劫玉器古董之际，赵如圭一一将玉器古董摔得粉碎……

　　赵如圭是虚构的人物,但是在他身上,凝聚着我对天津卫老百姓为人处事理念和原则的理解。也溶入了我对天津卫社会风情的透视。尽管浓墨重彩刻画主人公在国家危亡之际终走上杀身取义的悲壮，但是也没有回避赵如圭和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的人性弱点。在精心编织了曲折的故事和大生大死的人物命运的同时，我为故事和人物搭建了中国玉文化和天津民俗文化这样两个交叠的平台。这绝不只是为了强化作品的观赏功能。我以为，只有植根于相应的文化平台上的故事、人物，才有可能触及到民族性格的本质和民族精神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