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耿谆，1914年生于河南省襄城县。1942年，侵华日军“大扫荡”时，耿谆任中国国民党第15军上尉连长，因腹部受伤被俘，1944年被送往日本花冈鹿岛组（现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从事苦役。

　　1945年6月30日，耿谆率领中国劳工举行“花冈起义”遭镇压，近百人被虐杀致死。起义失败后，耿谆先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日本战败后，耿谆于1946年11月回国，以务农为生，曾任河南襄城县政协副主席。

　　回国后，耿谆成为花冈暴动劳工对日索赔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对话动机

　　日前，花冈斗争领袖、九旬老人耿谆向本报记者表示，有关媒体关于花冈劳工索赔报道的“鹿岛公司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赔偿5亿日元”中的5亿日元不是赔偿，而是“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他希望通过本报发表声明重申：“5亿日元的性质不是赔偿。”

　　耿谆老人表示，自己虽然是90岁的高龄，但是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是他毕生的心愿。希望全国同胞都来支持花冈劳工和其他被迫害的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讨还正义的斗争。

　　7月5日，本报记者连线河南襄城，与耿谆进行了电话交流。老人讲述了当年花冈暴动时的情景，并谈了自己对花冈劳工索赔案件的看法。

　　岳飞对我影响最大

　　新京报：耿老您好。最近花岗事件中的辛存者和他们的家属又要求日本鹿岛组赔礼谢罪。我们了解到，您当时是劳工大队长，也是起义的发起人和后来对日索赔的主要组织者。大家都很关心您，先说一下您个人的身世好吗？

　　耿：好的。我是1914年出生的，家里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父亲是做茶叶生意的。我11岁的时候，土匪进城，一把火烧了家里的茶庄。从此家境败落了，我当时刚上了四年的私塾，就此辍学了。

　　新京报：您后来怎么生活？

　　耿：我在街上摆了一个书摊，买卖古书，对家里多少有点帮助。

　　新京报：书对您有影响吗？

　　耿：有。特别是一些民间传奇和名人传记，其中岳飞对我的影响最大。

　　新京报：为什么？

　　耿：看了这些书特别是岳飞传之后，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抱负的人，成为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后来我就参了军。

　　新京报：为什么要参军？

　　耿：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惟有当兵是条出路，当兵那年我18岁。

　　新京报：参加什么样的军队？

　　耿：国民党的军队，当时都是打土匪的。

　　负伤被俘押往日本

　　新京报：我了解到，您在和日军交战时受伤被俘。

　　耿：是，1942年时在洛阳，当时我是上尉连长。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我在战场上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腹部，就晕倒了，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日军的俘虏营里。

　　新京报：在俘虏营呆到什么时候？

　　耿：呆到1944年7月，然后被带到日本。我们是从青岛港出发的，被一艘大船运到了日本。

　　新京报：知道去日本干什么吗？

　　耿：当时日军通过翻译告诉我们说去日本做工。

　　新京报：听说您就是在这一行程中被指定为劳工大队长的？

　　耿：是的，当时还指定了副大队长，第一批的300人被分成三个中队，每个中队还有一个中队长。

　　新京报：他们为什么指定你当大队长？

　　耿：日本想以中国人治中国人，就按在军队里的官阶大小指定队长。

　　新京报：你愿意当大队长吗？

　　耿：从心理上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当的。

　　新京报：后来为什么还是当了呢？

　　耿：我也是从现实考虑的，这样起码能照顾自己的兄弟们。

　　忍无可忍决定起义

　　新京报：到日本后你们被安排做什么事情？

　　耿：在花冈修水道。鹿岛组在这里有个铜矿，污水要往外排，我们修的水道宽4米、深2米，但挖到1米深就向外浸水了，大家只好在水里作业。

　　新京报：条件很艰苦？

　　耿：对啊，那里8月就已经很冷了，整个冬季积雪都化不了。但我们每人只有一件单军衣，脚上只穿双草鞋，很多人脚心脚背生满了冻疮，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为了抗寒，有人把用过的水泥袋和稻草袋裹在身上，但日方的监工只要看见了就是一顿毒打，不少人被打倒后就爬不起来，死了。

　　新京报：那吃的呢？

　　耿：吃的就更惨。每天两个馒头和一顿糊，馒头比日本人使用的茶杯还小，只能吃个半饱，后来，大家只好到山上找野草吃，还不敢让日本人看到。中毒、饿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

　　新京报：您作为大队长找过日方交涉吗？

　　耿：找过，可他们用棍子将我赶了出去。

　　新京报：一点办法都没有。

　　耿：确实是，跟日方没办法沟通。一个河北劳工饿的没有办法，只好吃死去的劳工的肉，被发现后跪在了我的面前要求打死他自己。

　　新京报：这么残忍大家还坚持着？

　　耿：最后也是实在忍无可忍，大家才想起发动起义。

　　新京报：导火索是什么？

　　耿：一个叫薛道同的工友因为饿急了到花岗一韩国人家要了一个馒头，被发现后竟遭到了日本监工的毒打。用木棍、铁棍、皮鞭、皮鞋打、砸、踩，打晕后用冷水浇醒了再打，一直到折磨致死。新京报：这件事直接触动了你们？

　　耿：是的，我们决定起义，并把时间定在了1945年6月30日晚上。

　　起义失败130人惨死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在6月30日起义呢？

　　耿：本来打算在7月7日，因为这一天是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就是因为薛道同的死才提前的。

　　新京报：你们早就打算起义了？

　　耿：之前酝酿过两次，一次是1945年3月，一次是当年的端午节，但听说又有一批中国劳工要到我们一起，我们就想等他们来了一起行动，推迟了时间。

　　新京报：最后他们来了吗？

　　耿：当年4月，日军在山东抓了700人，加上我们一共押了986人，但到起义的时候只有700人左右，其他的都被折磨死了。

　　新京报：你们起义之前想到过后果吗？

　　耿：想了很久，在日本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花冈四面是海，暴动的结果肯定是死，但我们不暴动也难逃一死，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起义。将日本监工和中国汉奸杀死后，大家就往北海道的方向跑，到达海边如果能抢到船只就漂流大海，到了北海道再做打算，如果不成，就与日本人决战后全部投海自杀。

　　新京报：前期准备怎么样？

　　耿：我是劳工大队长，负责组织起义，我提前就将起义路线打探好了。有一次我去中国翻译的房间里，临走时发现纸篓里有一张揉成团的地图，我想可能有用，就拿起地图装做擦鼻涕，顺手装进了口袋里。回去一看是张火车行走图，从图上看，从花冈过两个县隔海相望就是北海道了。

　　新京报：起义之前，你给大家做了什么交代吗？

　　耿：告诉他们沿途不许扰民。

　　新京报：为什么呢？

　　耿：我跟他们说我们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要保持做一个中国人的气节。

　　新京报：日本监工和汉奸都得到了惩罚？

　　耿：没有，有两个监工是我们放过的，本来薛道同死后我们就紧锣密鼓策划起义，最后还是延迟了几天，到6月30日晚上行动，主要是为了在这两个人不值班的时候行动。

　　新京报：为什么？

　　耿：有一个（监工）从来没打过我们，还有一个悄悄地给病号送饭，他们是有良心的日本人，我们不能杀害他们。中国人不是讲“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嘛。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起义最后失败了。

　　耿：是，我们最后被抓住了。被捆着在铺着碎石和沙子的广场上跪了三天三夜，膝盖被磨破露出了骨头，没吃没喝。都是两个人捆在一起，有的人被折磨死了，另一个人只好背着一个死人跪在广场上，三天被折磨死了130多人。

　　新京报：日方对剩下的人最终是如何处置的？

　　耿：警方认定了包括我在内的13个人是主谋，判我们刑。其他人全部释放。

　　5亿日元是捐款不是赔偿

　　新京报：请您谈一下对日索赔的事吧。

　　耿：抗战胜利后，我们大多数人都回国了，还有4个人在日本结婚了就没有回来，也在那边为赔偿的事与鹿岛组交涉。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几个人又与我们联系上了，我们也就认识了日本律师，决定起诉鹿岛组。我们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谢罪，二是建立纪念馆，三是赔偿，但鹿岛组一个也没有兑现。到1995年，日本的律师说幸存者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大，幸存的人也越来越少，不能再等了，只有用法律来解决。

　　新京报：你们原告有多少人？

　　耿：11人。

　　新京报：起诉的经过怎么样？

　　耿：过程非常复杂，一审在东京地方法院经过了7次开庭，鹿岛组不但不认错谢罪，还认为我们的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最终在1997年12月，东京地方法院宣判驳回了我们的一切诉讼请求。这个结果我们显然不能接受，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高等法院从1998年7月开始，一共开了6次庭，但到第7次就开始找我们协商了，要求和解。

　　新京报：调解了多少次？

　　耿：十多次。

　　新京报：最后达成了什么样的和解？

　　耿：2000年11月份，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提出给5亿日元的捐款，并申明捐款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耿：是日本的律师替我们达成的和解，律师让我们写了全权委托书，签了字，他们口头告诉我们的内容与日文的调解书内容不一样，我们还以为日方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就答应了。

　　新京报：据我们所知，律师是得到你们授权与他们交涉的。

　　耿：我们被骗了。

　　新京报：你们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耿：这样的结果我们难以接受。

　　今后不再过问花冈事件

　　新京报：对鹿岛组的作为，您怎么看待？

　　耿：以前是凶恶残暴，现在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

　　新京报：据您了解，调解结束后有没有劳工去领鹿岛组的“捐款”？

　　耿：好像有200多人和他们的家属领了。

　　新京报：您领了没有？

　　耿：没有。

　　新京报：为什么？

　　耿：我代表的是包括我在内的986人讨要公道。

　　新京报：当年的11人原告团里，现在还有几人健在？

　　耿：据我了解，连我在一起还有3个人。

　　新京报：您打算还关注这件事吗？

　　耿：不会了，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边缘，我现在心里对什么事情都清楚，但没有精力。剩下的应该是其他年轻一点的劳工或是家属们的事了。

　　本报记者钱昊平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