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自身队伍的参差不齐，也成为目前公证业的一个硬伤。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亟须解决的是公证人员的资格准入和正当从业的问题。

　　 目前，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公证人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职业训练，无论是法律理论水平还是法律技术工作水平都不能保证其所受理、审查、公证的契约的真实性、合法性。

　　 据了解，1980年我国重新恢复公证制度时，公证人员主要来源于“文革”期间被下放的政法院校老师和解放前后的老大学生，此后陆续有转业军人、大专生和少数本科生补充加入。有很多公证员都是进入公证处后才开始学习法律。知识更新缓慢、知识结构陈旧是目前不少公证员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公证在恢复初期业务量少、涉及的法律关系简单（主要业务是涉外民事业务和一些简单的国内民事公证），因此，当时对公证员的业务素质要求并不是很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公证的服务领域也从简单的民事活动逐渐扩展到复杂的经济领域。在公证业务量逐年攀升的同时，社会对公证员的业务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正是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司法部从2001年起开始要求从每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录取公证员，以期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但是在山西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该省现有471名执业公证员，他们均是2001年以前在司法部统一举办的公证员资格考试中产生的。2001年后，取得公证员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由于难度增大，通过人员少之又少，导致某些贫困县甚至出现了1人公证处和无人公证处。面对这一矛盾，各个公证处纷纷招聘临时人员进入公证界。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该省公证界的无资格从业人员已达到近2000名。

　　 与同是法律服务行业的律师业作比较，公证行业的人才状况确实不容乐观。

　　 在人员规模上，作为同样要具备法律知识的行业，公证行业与律师行业的发展已不可同日而语：目前我国共有1．8万名公证人员，而律师队伍已达到10万人；北京市有20多家公证处，200多名公证员，而律师事务所则有400多家，有执业资格的律师达5000多人。

　　 在收入比较中，律师的个人收入比公证员高出几倍、十几倍甚至上百倍。比如同是房屋购销中的抵押贷款业务，律师与公证员在此项业务中付出的劳动是相同的，向当事人取费也基本相同，但是报酬却有天壤之别：律师挣100元可以拿50，公证员却只能拿10元。由于行业自身缺乏吸引力，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即使进来了也留不住，而更愿意当律师。

　　 而与公证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相对应的，是对公证人员与公证业务的相关监管措施不到位。

　　 公证人是一种公共职务，具有办事严谨、讲求公正的特点。但是，公证人依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又具有独立的、十分灵活的工作方式。这个特点决定了公证活动有时不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证不需要监督。由于公证活动往往关系到国家或当事人的重大民事经济利益，不进行必要的、有效的监督是绝对不行的。法国等国家对公证活动的监督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行业监督。即由公证行业协会对公证从业人员进行监管，发现问题给予警告、罚款，甚至取消从业资格等处罚。二是诉讼监督。如果在诉讼过程中发现作为证据的公证书有严重错误，法院有权宣布公证书无效。如果发现公证书系公证人伪造的，则可能判处该公证人一定期限的监禁。

　　　 周志扬认为，行业内部自我管理的不足是我国公证服务体系不健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全国和各地公证员协会虽然已经成立，但职责不清，协商制度未建立起来，不少地区的公证员协会仍只是公证管理机构的附属，行业自律组织的职能远未发挥。公证员协会作为“自律组织”，是其成员“他律”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公证机构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应由执法机关（包括政府主管部门）惩处，违背职业道德、在个人操守方面出现问题，自律组织应拥有全体成员授予的处理权力，经济处罚、建议停止执业资格处罚、开除会员资格处罚等是其必要的处罚手段。

　　 冯兴吾则认为，公证处不仅要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还要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公证机构是法律服务窗口，服务的对象正是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社会监督，能够形成巨大的社会冲击力和监督效力，及时反馈公证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违法失职行为，促进公证机构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公证质量，更好地体现公证活动的公平与公正。

　　 此外，他还认为，应当实行公证责任保险，这样有利于增强公证机构承担责任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公证行业的信誉。由于公证处长期采用行政体制，造成绝大多数公证处缺乏必要的资产，一些公证处经济不独立，一些公证处不仅没有任何资产，甚至连正常办公都十分困难。目前的公证处大多不具备承担赔偿责任的实际能力，如果不建立公证责任保险、公证赔偿基金、公证赔偿后备金等有效的赔偿保障机制，公证责任赔偿就是一句空话，公证行业将失信于民，失信于社会。

　　 冯兴吾还提出，公证业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公证的发展不能仅以设立多少个公证处、有多少名执业公证员、办了多少案件、收了多少公证费为考核指标，更多的或者主要的应该是考虑公证怎样为社会提供服务。

　　 依据公证暂行条例，我国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区）设立公证处，执业人员总规模在完成初期的扩张后，实行主管部门总量控制。周志扬说，这一思路本来是可取的，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人口也大量向城镇尤其是大城市集中，仅控制总量而忽视服务机构地域分布就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了。有的地方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民事活动多，公证服务资源短缺，公证处和公证员不够用，办证周期延长、压证、草率急促出证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地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公证服务资源剩余，公证处无事可干，经济上难以维持。尤其在加入ＷＴＯ之后，随着国内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外资的大量涌入，公证业务量会在一些地方急剧增加，新的服务领域和服务方式会不断出现，服务格局一定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因此，对公证服务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就十分必要。作为政府行业管理的内容，机构设置审批和所有制定性方面也面临调整。机构设置应当本着调节业务量、提高办证质量、方便当事人办证的原则，适当突破原来严重的地域管辖制度，允许公证处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序的转移，借机调整原有格局。

　　 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副主席尼克拉斯曾用一句著名的西班牙谚语描述公证的作用，他说：“开一家公证处，等于关一家法院。”法院为什么关门了？因为没人来打官司了。一个法制完善、公正与效率得以最佳结合、充满活力而不失和谐的社会，不等于法院审判的案件越多越好，不等于诉讼程序越复杂越完备。

　　 也许从这个角度说，重新打造中国公证业格局，让这一社会公信的衡器不再失衡，不只是公证业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