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2：30，刚刚回国的邵义诚，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专场欢迎会，会场大幅标语醒目：“祝贺中国对日索赔获得突破！”

　　的确是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日本的高等法院对中国劳工索赔案，作出了赔偿判决。7月9日，日本广岛高等法院判处西松建设公司，向邵义诚等5名中国劳工原告，支付2750万日元的赔偿。

　　昨天的欢迎会上，劳工们来了，专家们来了，有“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之称的王选，也特地飞来了。天津市的政协委员还专门带来一份特殊贺礼———生梨，谐音就是“胜利！”

　　昨天的欢迎会上，邵义诚老人深深动情：“胜诉第二天，我们就在日本专门去祭奠了亡灵。”

　　昨天，记者飞赴天津，在欢迎会开始前一刻赶到……

　　“胜利了，请安息吧”

　　欢迎会现场。会议室早已挤满了人，除了天津的一些学者和专家，当地和河北许多当年被抓的劳工得知消息，也都赶来了。

　　当78岁的邵义诚老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7月12日深夜11点才回到天津的他，一脸疲惫却遮不住胜诉的喜悦与扬眉吐气。为了这个结果，邵义诚老人等了整整6年，4赴日本，经历10次开庭2次判决，当胜利来临之时，5位原告已只剩邵义诚和宋继尧尚且健在，“法官宣判的话音刚落，我和老宋都忍不住欢呼起来，法庭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走出法庭，我们看到了在外边等候的支持者，挂出了‘胜诉’的标语。”

　　邵义诚老人告诉记者，1942年，16岁的他被日本人强掳到广岛，跟300多名中国劳工一起，给西松建设公司挖水力发电用的引水隧道，住在既是食堂又是厕所还是宿舍的房子里，随时有人监视，吃不饱睡不好，经常遭毒打，跟他一起到日本的宋继尧受伤至今双目失明。“整整60年，每每想起这段屈辱的劳工经历，我的心就好像是刀割一样的疼。”

　　令邵义诚老人气愤的是，整个诉讼过程中，西松建设公司始终不承认当年强掳和虐待劳工的事实，还在日本媒体上歪曲说是“正当雇佣”，给劳工每月发大米和工钱。邵老先生越说越来气，“这纯粹是撒谎！我们根本就没有拿到一分钱！”

　　在谈到胜诉原因时，邵义诚老人说：主要是证据充足，我们向法庭出示了将近100份证据，不但国内有人作证，还有当地的几位日本百姓出庭支持，还收集到了西松公司存档的360位劳工名录。“其实，我认为事情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那段日子简直牛马不如，病了也不给治，我就是带病回来的，现在是一身后遗症。”

　　当然，也有很多日本友人的关怀，令邵义诚老人感动：“西松公司的洋子女士，自费到中国帮着调查取证。还有新美隆律师，不仅免费为中国劳工代理，还在日本主持成立了‘强掳中国人思考会’，为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做了很多贡献。”

　　判决胜诉了，赔偿款何时能拿到？邵义诚老人介绍说：“二审败诉时，西松公司当庭就表示不服，一定会再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被告这一态度，也就决定了赔偿款不可能顺利到手。但我坚信赔偿款早晚可以拿到。只要被告再上诉，我们就坚决奉陪，虽然年纪不饶人，但别忘了，有后辈在我的身后，有更多的支持者在身后。”

　　说着说着，邵义诚老人的眼圈红了：“法庭宣判第二天，我和老宋特地回到了当年西松公司所在地，当年和我们一起到日本的360名劳工，有29名劳工死在日本，永远也回不了祖国。包括5位原告中的杨希恩，在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去世，当时他只有22岁。我们想告慰他们，胜利了，请安息吧！”

　　带着遗像上法庭

　　天津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修刚，是这次诉讼的全程陪同翻译。他向记者介绍了在日本开庭的情况。

　　“那天，我们把两位原告吕学文和曲福先的遗像带上了法庭。这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对日索赔诉讼的法庭上出现中国受害者的遗像，它打动了很多在座的日本人，也打动了法官。”

　　修院长说，开庭前一天他和新美隆律师无法入眠，喝酒到深夜，他问新美隆律师：中国劳工对日诉讼，二审胜利的一个也没有，这个案子胜算的把握有多大？新美隆律师回答他：非常大，要有信心。但7月9日下午1时10分开庭后，气氛一度相当紧张。被告律师一再提及让众多中国劳工败诉的“诉讼时效”问题。直到主审法官林木的一句话，扭转了局势。林木法官说：时效原则固然重要，但公理正义更重要。

　　修院长告诉记者，“时效壁垒”是中国向日战争索赔诉讼常遇到的障碍。比如本案，日本法律规定有关绑架和被迫做苦力的诉讼时效为20年，有关公司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诉讼时效为10年。按此观点，无论从1945年战争结束开始计算，还是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8年开始计算，原告1998年起诉时都已经超过了诉讼期限，因而丧失索赔权。

　　在修院长看来，此次广岛劳工案突破了“时效壁垒”，是伟大的胜利。同时，劳工诉讼案中方胜诉的极少，即使胜诉也是由地方法院宣判的，这还是第一次由高等法院判决劳工胜诉，意义可谓重大，相信将对向日战争索赔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选呼吁

　　这次座谈会特地邀请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团团长王选。也是巧了，昨天记者和这位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奇女子同乘一架飞机，从上海抵达天津。记者眼前的她，虽然瘦小，却浑身充满了慷慨凛然的力量。

　　王选对此次广岛高等法院的判决，感到非常欣慰。她说：“这是中国要求战后补偿诉讼首次在二审判决中胜诉，可以说是日本司法界比较有良心、明智的判决。”审判当天她特地上日文网站搜索，发现日本的各大媒体都进行了广泛报道，当地的华人华侨也举行了很多活动来庆祝这一胜利。

　　虽然去年经历了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败诉，但王选“从未丧失信心”。这次中国劳工的胜利，让她看到了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希望。“我相信日本人民是有良知、有理性的，问题在于是否对话，怎样的对话。”

　　在座谈会上，许多当年的劳工问起了如何更有效诉讼。王选介绍，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有这样的法案，支持受害者起诉在加州进行营业的日本企业，包括允许美国公民以外的受害者起诉。中国劳工可以尝试通过这种方式提出起诉。

　　私下与记者交谈时，王选倾吐了心中深层次的忧虑：“以细菌战对日索赔为例，10％的原告已去世。再坚强的意志也抵挡不了自然规律。对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亲身出庭起诉作证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少了。”王选希望通过记者呼吁，社会各个阶层都来实实在在地支持对日战争索赔，而不是空发议论，徒有热情，相信努力总有回报，相信正义必胜。

　　二战期间中国赴日劳工史略

　　出自《华人劳工从事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二战时期，日本有30个县(都、道、府)的135个矿业所，役使中国劳工近4万人，占日本47个行政区域的63%。中国劳工从事工种有：修铁路、机场建设、开采煤矿镍矿水银矿、码头搬运、机械制造、装卸、扒土、采石、筑堤搬运、挖土砂、采碎石、开渠道、铸造、装卸等。

　　出自日本《东京新闻》：战争年代从中国绑架来的劳工，从10多岁的少年到70多岁的老人共约5万多人。他们被迫在矿山、煤矿、港口等地从事繁重劳动，而且不付工钱。由于受到非人待遇，连饭都吃不饱，约有7000多劳工在日本死亡。

　　中国劳工血泪片断

　　河北人李春和---1944年被抓到日本福冈，同行300名劳工。每天在煤窑干12个小时，由穿着军装、挎着洋刀的日本兵押着。劳动是强制的，不干就打。干活累了，稍一直腰，拿着小锤的队长看见就打。总是不够吃。1945年日本投降才回国，在路上发现，同去的300人少了几十个。

　　山东人黄凤桐---1943年和七八百名劳工一起，被日本兵押往北海道做劳工，当时他年仅12岁，但也得推运水银矿石，这是有毒作业。黄凤桐挤断了手指，还两次遭到工头的皮带抽打。

　　河北人王志田---1942年春节被日本兵抓走，到煤矿做苦力，稍有不慎便招毒打，更可怕是得病，一旦染上便送往"隔离所"，没有能回来的。

　　中国劳工对日诉讼案一览

　　中国劳工已在日本的新泻、长野、群马、东京、京都、福冈等地法院，提出20多起诉讼，著名的有：■花冈诉讼1944年至1945年，986名中国人被日军押送到秋田县花冈做苦役，418人丧命。

　　1995年，11名受难者和遗属，在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索赔。这是第一起中国受害者对日民间诉讼。

　　2000年，在东京高等法院主持下"和解"：被告鹿岛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5亿日元设"基金"，用于祭奠劳工及帮花冈受难者和家属自立、养伤和子女教育。

　　■刘连仁案1944年，山东人刘连仁被日军抓到北海道劳动，后因不堪忍受逃进山中，过了13年野人生活。

　　1996年，刘连仁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2001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刘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赔偿。

　　■新泻诉讼1944年，12名中国劳工被绑架到日本新泻做苦役。1999年，劳工和遗属提出诉讼。2004年，新泻地方法院判定，日本政府和被告公司应支付8800万日元赔偿。这是首次判处日本政府和企业同时赔偿。

　　■札幌诉讼1944年至1945年，43名中国劳工被抓到日本做苦役。1999年，劳工向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04年，札幌地方法院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驳回道歉赔偿要求。

　　■福冈诉讼2000年，15名中国劳工在福冈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02年，福冈地方法院驳回原告对日本国诉讼要求。2004年，福冈高级法院二审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劳工请求。

　　■东京劳工诉讼1997年，42名中国劳工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03年，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原告要求，劳工已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

　　■京都劳工诉讼1998年，6名中国原告在京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03年，京都地方法院以超过20年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原告要求，目前在大阪高等法院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