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南方周末》报道：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在绑架、打击举报人李玉春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又用写保证书、让举报人拍照、下跪谢罪等形式向举报人表达“诚意”，以求得举报人不再检举其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多种违法违纪行为。

　　一个身犯党纪国法之人，竟然向举报人下跪以求得安宁，这实在发人深醒：副市长举报人下跪折射了什么？

　　折射了贪官丑态。涉嫌犯有多种违法违纪行为的李信，不但不思悔改，先是采取打击报复措施威胁举报人，后又转向求饶，下跪认罪，并且任由举报人拍照留证据，企图通过这些措施来保住自己的顶上乌纱和既得利益。以此等有违“人伦”之行为来表达“诚意”，实在令人叹作呕。想想也不难明白，贪官为了谋取利益，早已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还会顾及什么社会伦理。李信的行为，再一次赤裸裸的暴露了贪官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丑态。

　　折射了贪官的侥幸心理。在相当一部分贪官的心中存在着“没人举报就万事大吉”的逻辑悖论。李信天真地认为，只要举报人不举报，自己就不会有事，于是才会对举报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以至于下跪认罪，可是，举报人不举报贪官就不会败露吗？尽管我国目前的反腐工作中有很多是来源于群众举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也把“民间线索”作为反腐线索来加以重视，但是不也有相当一部分贪官是自己先露了“马脚”而被查处吗？

　　折射了当前反腐工作仍然存在困局。这种困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举报人权益不能得到完全保证；二是举报信息反馈效率不高；三是反腐部门对腐败官员的发现力相对较弱。从2003年3月起，李玉春就开始通过寄送举报材料的方式向多个国家机关举报，而直到今年7月李信被“双规”之事才有定论。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李玉春的家人在受着李信的威肋，李玉春也被迫经常变换住址和手机号码。在此期间，反腐部门对李信的犯罪行为是否没有察觉呢？由于反腐部门对腐败分子的“发现力”较弱，是否也是促使官员相信没人举报就万事大吉的诱因之一？

　　随着我国反腐工作力度的加大，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反腐部门对腐败分子的“发现力”必须相应增强，对待民间反腐线索的反应机制有待进一步提速，缺位的监督必须确保到位。只有这样，腐败分子生存的空间才能一步步被压缩，腐败分子的容身之地才会越来越小。

　　刘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