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纷纷试行雇员制：

　　青岛尝试政府雇员制 对雇员按件付酬向效率付费

　　长沙将试行政府雇员制 高薪吸纳海内外优秀人才

　　吉林在专业性很强的政府部门试行雇员制

　　 广州也推行政府雇员制 规划局第一个“吃螃蟹”

　　辽宁省出台20条人才措施 政府雇员最高年薪30万

　　江苏试行政府雇员制虚实：

　　江苏年内有望出台政府雇员制 年薪最高可达50万

　　江苏省人事厅澄清 称近期不会搞“政府雇员制”　

　　新华网深圳7月29日电（记者 李南玲）今年8月1日起，深圳将正式实行政府雇员制。一些干部和专家形象地把政府雇员制的正面作用比喻为“鲶鱼效应”：在装有沙丁鱼的水箱里放上一条鲶鱼，为了防止被鲶鱼吃掉，沙丁鱼只得快速游动，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鲶鱼”是否如期游来，“鲶鱼”能否激活“沙丁鱼”？

　　期待中的“鲶鱼效应”

　　试行政府雇员制，深圳不是首创。2002年6月，《吉林省人民政府雇员管理试行办法》出台，成为国内首个“吃螃蟹”的地区。2003年以来，上海、无锡、武汉、长沙、珠海等地纷纷试行政府雇员制。在吉林、扬州和长沙，雇员不占行政编制，仅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无锡的雇员不具有行政职务，仅参与政府某一领域的业务工作；珠海雇员虽不具有行政职务，但占用行政编制并享受公务员福利待遇。

　　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合约雇员制度，一类为合约公务员，另一类为非公务员合约雇员。合约公务员主要填补公务员编制内的职位，同样享有公务员的一般福利，但不包括退休金计划下的退休福利及其他相关待遇。非公务员合约雇员主要是应付短期、非全职、以及无需长期或者永久保留人手的工作需要，其聘用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也不享受任何公务员福利。

　　相比之下，深圳政府雇员制具有四大特色：一是在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推行，而不局限在政府机关；二是雇员占用本单位编制名额，实行占编不入编；三是高级雇员可以担任行政职务，行使行政管理权；四是所有机关事业单位辅助管理、工勤岗位将一律推行雇员制。

　　按照深圳市人事局局长陈安仁的理解，实行政府雇员制，有利于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人员能进能出的用人新机制，避免人员的固化与沉淀；有利于克服因工作职责不清而相互推诿的现象；有利于节约和控制行政成本，减轻财政负担。由此可看出深圳市政府所期待的“鲶鱼效应”，即通过实行政府雇员制，引入竞争，激活整个机关事业单位的行政效率，从而建立具有流动性的政府公务员管理模式，以减少人事管理中的腐败，保障公平和公正。

　　“雇员和公务员好比鲶鱼和沙丁鱼，鲶鱼可以激活沙丁鱼，其作用是明显的，但关键是沙丁鱼本身要动起来，因而改变传统选拔机制才是治本之举。”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张定淮教授说，“但此点阻力甚大，改革要渐进，因此只能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是改革中的一个规律，深圳也概莫能外。”

　　雇员制不能承受之重

　　政府实行雇员制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当政府雇员被赋予太多“攻城拔寨”的重任，承载太多责任之时，无论专家，还是公务员，都有着另外的种种忧虑。

　　雇员制能招到高素质的专家型人才吗？这是一种担心。按照公务员的管理条例，公务员端的是真正的“铁饭碗”，没有大的违纪违法现象，不会被辞退。工资福利待遇好是深圳公务员的特点，而与吉林等地实行高薪酬招徕雇员不同，深圳受聘雇员待遇将与公务员基本相同。“中国的高素质人才本来就不多，而政府支付的薪酬与私营企业相比，明显偏低，真正的高素质专家型人才会不会屈就？”政府公务员邓盛华博士不无担心。

　　被热切关注的“鲶鱼效应”会否出现？一些人士提出，由于雇员不占编制，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也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只要明哲保身，就不会影响到自身利益，二者也不会存在竞争“冲突”。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机关干部提出，如何发挥和怎样发挥雇员的积极性，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这位人士担心，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作为保障，利用雇员制造成“近亲繁殖”的可能性也会很大，不排除个别领导利用权力将一些临时人员合法化的可能。

　　形成共识的一个观点是：政府部门应该对雇员制有个清醒的思路。梳理一下部门哪个位置缺乏人才，缺乏什么样的人才，如何使用这些人才。操之过急，匆匆上马，只会适得其反。

　　体制“鲶鱼”能否打破利益障碍

　　陈安仁表示，深圳雇员制是在政府用人机制上另辟蹊径，既不是对现行公务员制度的革新和冲击，也不是对事业单位职员制度的大变盘，而是与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并行不悖的独立体系。

　　但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根据制度设计，普通雇员一般不具有行政权力，不承担行政管理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雇员制不会触及政府公务员体系内权力的重新分配，因为按照深圳的规定，高级雇员可以因所聘职位的实际需要而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行使行政管理权。

　　问题的另一面是如何看待公务员群体自身的问题。相对全国而言，深圳公务员是一个相当优越的群体，甚至在市场化人才竞争时亦不落下风，这也导致一些体制性缺陷存在难以打破的利益障碍。

　　“公务员群体本身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内部缺乏竞争机制、监督体制不健全等体制性缺陷面前，改革只能慢慢来，雇员制只能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深圳一研究机构的人士称，“其中的问题在于，将雇员和公务员比作鲶鱼和沙丁鱼，进而推出激活效应只是一种良好设想。当鲶鱼只是个象征符号，或还没有游到自己身边时，沙丁鱼也许懒得动。而引进鲶鱼和制定游戏规则的恰恰是沙丁鱼自己。改革的受益者未必是继续改革的推动者。”

　　“实际上，在机关里，激活沙丁鱼的未必是鲶鱼，而是改变传统选拔机制，这是治本之道。应该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若干次重大改革之后，国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已大大增强，改革的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张定淮教授强调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