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学档案
姓名：田新宇（化名）
年龄：15岁
籍贯：河北承德
家庭情况：父亲失去劳动能力，与母亲以开小店为生，10岁的妹妹在小学三年级读书
家庭收入：每月500元左右
面临困难：因家中无力支付两个孩子的学费，主动提出退学
失学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苇子沟满族自治乡南苇子沟村小学
失学时间：六年级上半学期
学习成绩：中等
目前状况：谎报年龄在一家饭店打黑工
愿望：能继续读书，至少将来有机会学一门手艺时能听懂课
2003年春节前夕，14岁的田新宇（化名）从河北承德来到北京，与已经分别了5年的父母和小妹团聚。从这一天起，他也结束了自己的读书生涯。
作为家里惟一的“壮劳力”，这个小男子汉说，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因为“这样做至少可以保住小妹上学的机会”。
“帮我哥哥上学吧”
得知记者要来采访，10岁的田苗苗特意用水彩笔画了一幅画送给记者，“你们一定要收下，你们帮帮我哥哥吧。”
“哥哥不能不上学，因为现在用的都是有才能的人，他没有知识不成。”田新宇的小妹田苗苗歪在记者身边，不断地重复着一个请求：你们帮我哥哥上学吧。得知记者要来采访，田苗苗特意用水彩笔画了一幅画送给记者，“你们一定要收下，你们帮帮我哥哥吧。”
10岁的田苗苗在海淀区行知试验小学上三年级，“特别聪明，学习很好”。母亲凌凤霞说，家里想来想去，最终只能选择供妹妹读书。
上学期结束时，田苗苗所在的年级组织了一次考试，只要考试总排名在前6名，下学期就可以免学费，田苗苗说自己得知这个消息时“特别高兴”。作为班上的第一名，她最终争取到了免学费的机会。
“要是我能免学费，就能省下点钱帮哥哥。”田苗苗的声音有些颤抖，她使劲将头低下去，不让记者看到她的脸，“哥哥上不了学，我心里难受。”
但是，学费免了，她还有很多钱要交。“学校一顿饭3块钱，车费一天1块……书费80，本费还要十几块钱……“田苗苗转着眼珠计算着自己上学的开销，这些并不算高的费用，在她心里则是一个个沉甸甸的数字。
“他以后会恨我们”
母亲说，他从没有怪过父母，“但我们知道，他以后一定会恨的，我们不会怪他。”
说起女儿在学校的成绩，母亲凌凤霞显得十分欣慰，但提起儿子田新宇，她的声音一下子低沉下来。沉默了一会，凌凤霞说，家里的收入确实供不起两个孩子同时读书。
凌凤霞介绍，老家在河北农村，田文龙的父亲田勇原本是一名矿工，然而上世纪90年代的一场矿难却差点让他丧命。作为那次矿难惟一的幸存者，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所有的重体力活全部落在了凌凤霞一人身上。
1998年，在农村“实在活不下去了”，田勇向亲戚朋友筹借到几千元钱，带着妻子和4岁的女儿来到了北京。由于身体条件加上文化水平的限制，田勇要找份工作格外困难。轻活找不到，重活又干不了，夫妻俩最终在海淀五孔桥附近找到了一处临街的平房，用不多的资金开起了一间小食品店，靠出售饮料和方便面生活。
此时，10岁的田新宇正在老家的小学念书，他和已经70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
2001年，田苗苗在北京上学了，田新宇说，从那时起他感到父母从北京寄回来的钱突然少了很多，他也常常因此几个月交不上学费。
“爸妈从没在电话里提起过（他们的情况），只是有两次村里人说妈妈有存款，攒了钱，妈妈哭了，特别委屈。”田新宇知道，“肯定是（经济）出了问题”，他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不再上学了，可是总也下不了决心。
2003年放寒假的时候，凌凤霞接到儿子从承德打来的一个电话，“妈，我不上学了……”凌凤霞已经记不得那次讲话的其他内容，只记得孩子和她在电话里对着哭成一团。就这样，田新宇结束了自己5年半的学业，来到了北京。
“在我们那儿，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就能读到初中，上高中的也不少。”凌凤霞觉得自己特别亏欠田新宇，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是由于“自己没能耐”。
“田新宇从没说过他恨我们，但我们知道，他以后一定会恨的，我们不会怪他。”凌凤霞说，田新宇特别体谅家里，自从他来了之后，像搬货、拉货这样的活他常常抢着干，晚上，就睡在屋里架在半空中的木板上。
田新宇家租住的房子只有不到10个平方米，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是他们的“星辰食品店”，放着各种货品，包括饮料、香烟和方便面；里间不到4平方米的小屋是4个人的客厅兼饭厅兼书房兼卧室，一张床占了屋子的大半，床的上方还搭着一块薄薄的木板，这就是田新宇的单人床。对于这个已经一米七五的小男子汉而言，这张床几乎无法让他伸直身体。
“别让人知道我多大”
因为个头儿大，田文龙谎称18岁在餐馆打黑工。他恳求记者不要去那家餐馆，以免别人知道他的真实年龄。
一个月前，田新宇搬出了这间小屋，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餐馆帮忙。由于个头儿大，餐馆老板答应暂时接收他，而不再追究他没有身份证的问题。
田新宇说，去找工作时他没有告诉父母，自己总待在家里，也帮不了父母多少忙，还不如出去挣钱。
他问过几家店，可由于年龄太小，没有人敢要他。后来，田新宇谎称自己已经18岁，对方才同意试用他。
田文龙说，他把找到工作的事告诉父母的时候，父母都没有说话。“我至少能挣出饭钱。家里就能供妹妹读书了。”
现在，田新宇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负责送外卖，下午6点到凌晨则在后厨帮忙，其余不值班的时间他会回家看看，晚上则睡在餐馆。
记者要求和他一起去餐馆看看，但田新宇却恳求记者别去。他说，这个工作得来不易，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年龄的秘密。
现在，田新宇几乎不再提起上学的事。偶尔，他也会向母亲提起自己想去学一些技术，但母亲总是不说话。后来，他也就不提了。他说，除了家庭困难，恐怕凭自己现有的文化水平也很难听懂讲课。
为了接受采访，他以“家里有急事”为由向餐馆请假，匆忙赶了回来。在接受采访时，他还一直喘着粗气和流汗。对于自己的未来，他的回答总是“不知道”，或是沉默。
母亲说，和过去相比，田新宇的话少多了。
7点多钟，15岁的田新宇擦了擦汗，又向餐馆的方向匆匆走去。
他的身旁有大厦、有绿树，还有熙熙攘攘来往的车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王佳琳
■对话
我也想读书
新京报：来北京一年多，你感触最大的是什么？
田新宇（后面简称“田”）：是不能上学，要去饭店送菜。
新京报：那你是喜欢上学还是去上班呢？
田：上学。上班是大人的事，我还小。
新京报：你现在年龄还小，去饭店打黑工你害怕吗？
田：不怕，我要赚钱。
新京报：赚钱干什么呢？
田：给我妹妹读书交学费，她读书好。省下的钱还能给家里，家里吃饭也要钱。
新京报：你赚钱给你妹妹读书，你愿意吗？
田：愿意，但我不甘心。我也想读书，我不想一辈子在饭店里当个服务员，钱太少了。
新京报：以后最想做什么工作？
田：想学门手艺，最好是能学修车。
新京报：你最喜欢做什么？
田：以前在老家，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们玩篮球。
新京报：在北京还玩吗？
田：要上班，没时间，也没朋友。
■活动进展
申请资助者已达567名
本报讯
本报与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共同推出“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的农民工子女”公益助学活动，昨天，又有165名农民工子女向中国青基会提出助学申请。
截至目前，向中国青基会提出助学申请的农民工子女已有567名。
据中国青基会负责人介绍，本报相关报道见报后，不少读者给中国青基会打来电话，要求资助本报报道的农民工子女。
青基会负责人介绍：如有意向农民工子女捐资助学，可以到中国青基会直接捐款、通过邮局汇款或通过银行电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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