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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华社记者 姚玉洁 制作：阿风
建筑在中国正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而非单纯的一门艺术。从4年前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到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再到库哈斯设计的ＣＣＴＶ新大楼，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给了国人一次又一次颠覆性的视觉冲击，当然也无一例外成了社会的热门话题。然而由于缺乏对中国文化、社会习俗的了解，"洋设计"水土不服的案例时有耳闻。专家对国内城市规划设计盲目热衷于国际招投标的质疑也从未间断过。
安德鲁设计的戴高乐机场屋顶坍塌事故则重新激起了业界和社会对“洋设计”的争论和反思。两院院士周干峙曾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开放建筑设计市场的。“泛国际化”使得中国时下的城市风貌没有个性，越来越难以评价。而“洋设计”背后的种种隐患，则远远超出设计本身。
世界一流设计师的“中国秀”
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使中国城市成为世界级事务所展示其城市规划设计水准的舞台。据英国《Ｗｏｒｌ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杂志,2002年全球事务所排行榜上，综合类前20名中至少有15个、单项总体规划类排名前10名中至少有7个、城市设计类排名前10名中至少有5个事务所均以各种形式参与了中国各个层次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除了万众瞩目的ＣＣＴＶ新大楼、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各地都可以见到世界知名设计师的身影，甚至像浙江金华这样的小城也请来了"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操刀金东新区的设计规划。
然而并非所有的"洋设计"都能给我们带来视觉惊喜和先进的设计理念，境外规划设计事务所的良莠不齐，以及他们与中国国情、文化的隔膜，使得业界对相当一部分境外设计方案的评价都是“华而不实、不切实际”。
安全隐患和造价高昂是对"洋设计"的两个比较集中的指责。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就被批评为"过于看重形式上的奇突，疏忽了它的安全要素"。由瑞士人设计的"鸟巢"也重新开始了安全方面的评估，业内流传的消息是："鸟巢"上错综复杂的那些"树枝"不利于反恐检查。库哈斯设计的ＣＣＴＶ新大楼，则一度传说因为巨额的造价而搁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指出："目前在华较为活跃的境外设计机构多数是以形态设计为主，规划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他们很多过于追求标新立异的空间形象塑造，往往把'城市发展概念规划'异化成'城市设计概念方案'，规划方案国际征集活动也成了构思和创意的采集。"
以一个城区的环境整治为例，规划设计机构在拿出方案前必须全面考虑其在城市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城区的辐射能力、人流规律、商业中心的业态等因素，甚至商场的促销手段、面对的消费层次、购物活动规律等，还包括具体的施工手段、工艺、程序和更加复杂的市政管线等。由于缺乏对这些具体而复杂信息的了解，境外设计机构根据国外经验提出的方案很多都违背中国的国情和市民的生活习惯，可操作性差，许多都要经过国内设计单位的返工，有的甚至搁浅或流产。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注册城市规划师张志斌说：“境外规划设计事务所缺乏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形态的研究。我国的城市化与西方循序渐进的道路不同，随之而来的城市功能结构、市政设施、公共政策等与国外都有很大差距。加上政府主导模式下的规划管理，国外设计单位很难理解和把握这些深层次的问题。现在它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一般和国内设计单位联合竞标，同时开始聘用本土规划技术人员。”
“崇洋”心态引来“浮夸”建筑
随着各地区之间对吸引外来资金竞争的日趋加剧和当地市民对城市环境要求的提高，政府和领导都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形象建设，于是标志性建筑和城区规划方案的国际征集活动就成了理想的宣传造势手段。
在采访中许多国内的规划、建筑设计师气愤地表示，部分领导或主管部门从原来极端的排外和封闭走向极端的"排内"，在所谓的国际招投标活动中排斥了国内设计院的参与，即使国内设计院对此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和大量长期的分析结果。有些领导片面追求宣传效应或急于谋求政绩，不能实事求是地以实际效果来评价方案，而是根据竞标者是否姓"洋"、名声是否够响来取舍。为了迎合这种"崇洋"心态，许多国内设计师到国外注册公司或找一个国外合伙人，挂上洋牌子"曲线"参与国内竞争。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韩冬青教授说：“有的境外设计机构在国外做的方案都很理性、严谨，但为了争夺中国市场，往往迎合国内过于注重视觉刺激效应的心态，改变设计理念，做出一些富有冲击力却不切实际的项目。有些境外设计机构则把中国当成‘试验田’，尝试各种尚不成熟的理念和方法。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国内设计师跟风模仿。这背后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我们不是追求一个'适宜'的建筑，而是追求一种'吓人一跳'的建筑，过分追求宏大叙事。而建筑如果不与本土文化协调，就只能是一种布景，没有生命力。”
张志斌说：“目前打入中国设计市场的主要是景观、建筑类设计公司，他们擅长具体的空间形象塑造，但对于长远的、大面积城市发展规划或涉及城市经济与产业分布的规划研究，就显得力不从心。境外规划设计机构各有专长，而国内许多项目的国际招投标对这些信息掌握不充分，不了解其强项和弱势，导致花巨资竞得的方案不能操作，这就相当于请内科国手做外科手术一样。”
此外，目前许多城市尚无力承担城市规划方案国际招投标的高昂代价。境外事务所的收费至少是国内设计单位的3－4倍，最高的甚至是10－20倍。像今年获得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立兹克奖"的英国女设计师扎哈·哈迪德，其作品"圆润双砾"在广州歌剧院的设计招标中胜出，她的设计费是2900万元，而另外两个优秀方案的设计者也将获得8万美元的奖金。现在一些小的地级市和县城也动辄搞国际招投标，不仅没有必要，也不符合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南京市规划局局长助理刘青昊指出，在报酬上的巨大落差也导致国内设计机构心态不平衡，于是有的单位宁可给中标的境外机构做施工图，也不愿参加招投标，这样设计师的水平也就更难提高。
韩冬青认为，以上种种不排除有领导人好大喜功的因素，但其实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心态的不平和。“由于封闭太久，国内在很多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差距，导致国人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稍微大一点的项目如果不请来境外设计事务所似乎就不足以说明其重要性，或者就做不出好东西。如果最后中标的是国内设计单位，一些领导和群众甚至可能觉得失望。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要改变现状，就更需要国内外的交流和碰撞，实践会说明问题。”
规范运作程序 改革招标方式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指出，“洋设计”水土不服，很大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国内对这类国际征集活动缺乏操作经验，组织不周密。他举例说，招投标任务书本应该反映项目委托方的目的和意图，帮助竞标者理解拟规划区域及其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情况等。但近年来从各地组织的规划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或咨询活动看，不少标书立意含糊、要求抽象，显示出组织者自身尚未对该项目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而对于项目在全市的地位和作用、对该地区发展的基本设想等关键内容则表述不足。这就导致不少征集活动虽耗资巨大、声势浩荡，但成果差强人意或缺乏有价值的内容。
规划周期太短也限制了国外规划设计事务所的施展天地。近年来，各地组织的规划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活动无论规划设计范围大小、内容深浅，限定的规划设计时间多在3个月左右，其中不乏像上海北外滩这样有着丰富发展历史的老城区。境外规划设计事务所一般很难在短时间内吸收大量信息，深入理解当地情况，于是出自大师或著名设计事务所的规划设计方案可操作性不强，甚至偏颇很大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韩冬青说：“对于招投标如何操作，也要加强研究。并不是任何项目都要搞招投标，有的业主已经认定了设计机构，却不得不搞个假招标过过场，这对其他设计单位很不尊重。在招投标方式上，应该就具体项目进行多方位探讨。除公开征集方案，还可以引入定向邀标，或者请一家事务所做多个方案比较。这不仅可以节约经费，也有利于各方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刘青昊也承认，一些顶尖级的设计师和事务所不太愿意参加方案的公开征集活动。现在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也在调整，尝试引入其它形式，如南京河西地区的艺兰斋博物馆直接委托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设计，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则受托负责江宁织造府的重建方案。
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建国认为，建筑规划市场的开放是大趋势，境外规划设计事务所参与竞争拓宽了国内规划设计的视野，带来了国际潮流和先进理念，有助于改变国内设计界就事论事、墨守成规的不足。“但‘洋设计’必须符合特定城市的具体情况。我个人观点，第一，城市概念规划、单体建筑可以鼓励境外设计机构参与竞争，而涉及文化背景、社会形态的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则暂时不太适宜选择境外机构；第二，新区规划可以交给境外设计机构，老城改造则因牵涉太广、信息太杂，最好不要搞国际招投标。”
刘青昊说：“这几年世界知名的规划、建筑和景观设计事务所全面进入南京和国内各大城市，相对于国内设计单位思路保守、安于现状的不足，他们敢于突破，而且非常敬业，为塑造城市精品规划和建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很多作品都成为城市性格的标志。但政府对建筑规划行业的管理也亟待加强，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资质审查制度和具体的实施办法，改善招标活动的组织管理和评审工作，还要有勇气对不合格的境外事务所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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