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瞞泰

　　“工资加上各项福利津贴，满打满算520。可是正式工就不一样了，每月有1200元～1500元。2003年的年终福利，正式工拿700元，临时工只有三四百元，分米分油，临时工是正式工的一半，就连加班工资临时工也只能拿到正式工的一半。”说这段话的人名叫童康健，今年54岁的他在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局一元环卫所干了24年的清洁工，还是个临时工的缘故，长达30年，工资低人一等。（《中国青年报》8月5日）

　　与童康健一样，因身份歧视而过着“同工不同酬”的劳动者够得上称为一个群体。童所在的一元环卫所现有160多名职工，按照有无事业编制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身份，临时工约有一半。而整个武汉市1．5万多名环卫工人中，临时工近9000人，占六成。事实上，在我国众多的事业单位，正式工与临时工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临时工的称谓背后又有着不争的事实———同工不同酬。大的收入方面，薪水差一截；小的方面，几卷卫生纸一包洗衣粉之类的“劳保用品”是正式工应得的，而临时工没有资格享受。并非临时工的素质偏低导致拿低工资，以环卫工人为例，同样是技术含量不高的扫大街，在编人员在付出偏低的劳动量都能拿着比临工更高的工资。技术含量高的工种，我们不妨以央视为例，临时工与正式工6926∶2500的收入比例，不难看出谁在支撑着这个国家级媒体。我们从来没有怀疑已离职的央视前临时工方宏进（曾主持《焦点访谈》）的能力与素质。但一个编制问题，划分了他们的身份，划分了他们的酬劳，划分了他们的阵营。

　　而造成这种劳动者队伍形成两大阵营的惟一原因是体制———僵硬的体制———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恶果。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其理性流动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我们在欣喜地看到人才流动局面之余，却为两种身份的存在体制而心痛。让一个劣质人才占着一个编制吃香喝辣旱涝保收，或者让一个优秀人才因为一个编制而领着不尽人意的工资，都是不公平的。“同工不同酬”也是对宪法中“按劳分配”原则的践踏。

　　只有彻底打破这种划分界限，革除这种用人机制，才能使人才合理流动起来，让生产要素得到合理的配置，才真正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