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又红

　　关于公务员的廉洁问题，是依靠高薪“养廉”还是依靠法制“治廉”，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其实，对于杜绝官吏的贪污腐化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吏治上的一大难题。而且也在养廉与治廉上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古人大多以“养廉”为本，认为贪官要贪的是钱财，“药方”自然该开在俸禄上。等到发现仅仅增加俸禄仍不足以养廉时，才急于在治廉上想办法，并没有真正把以法治廉作为治本之策。

　　据史料记载，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魏就曾有过“以酬廉吏”的尝试，明代也提出过“量增官俸”的政策。目的都是要“养廉”，通过“养”促使官吏能够奉公守法。

　　北魏之初，百官无俸。当官没有报酬，又要为百姓办事，这不仅难为了大小官吏，也对官吏个人的品行提出了极高要求。其中也确实不乏清廉为政的典范，比如高允，“常使诸子谯采以自给”。孝文帝元宏亲临其家，看到的是“草屋数间、布被、厨中盐菜而已”。但总的来看，北魏百官“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人认识到，“饥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给禄，则廉者足以无滥，贪者足以劝慕；不给，则贪者得其肆，廉者不能自保”。从无俸到有俸，无疑经历了认识上的飞跃。只是“养廉”的效果并不突出。

　　到了明代，吏俸早已成为制度，只不过是“禄入过薄”。这种低薪，使得官吏养家糊口都非常困难，怎么可能发挥好官吏的职责呢，更别提清廉为政了。因此才有人提出给官吏加薪，让“户部勘实天下粮储，以岁支之余，量增官俸”。这薪虽然还达不到高的程度，但已经有“养廉”的味道了。

　　不过，从历史来看，“加薪”并未真正达到“养廉”的目的，“贪风自息”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倒是在“以酬廉吏”的同时，附加了对官吏的约束之后，才开始有了一些清廉之风。因此，与其说是以薪养廉，倒不如说是以法治廉。像古代朝廷禁止官吏之间相互馈赠礼物，对因受贿而枉法量刑的官吏，受贿无论多少，均处死刑之类的“治廉”举措一出台和实施，效果反而更加明显。这就说明，以法治廉才是治本之策。

　　所以，薪能促廉，却并不能养廉。毕竟，加薪并非没有限度，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受国情、财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况且高薪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仅无法把握，实施起来也有相当大的难度。什么样的薪金才算高薪呢？就算有了一个确切内涵的“高薪”概念，也无法保证所有公务员对这种“高薪”的满足感。明代嘉庆年间不就有“和王申跌倒，嘉庆吃饱”的典故吗？一人贪至财可敌国的地步，这样大的胃口，高薪又该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呢？明代“量增官俸”政策最终没有实行，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缺乏法制手段这个根本性举措作为后盾，没有“养廉”的保障机制──依法治廉机制，任何理论上的好政策，都不可能产生理想的结局。

　　如果说，“以薪养廉”只是治标的话，那么“以法治廉”则是治本。而真正能够倡廉肃贪的，唯有标本兼治。以钱养廉，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措施，只有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建立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健全的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腐败。在缺乏监督、严惩的环境下，即使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薪”，于“养廉”亦是无大补的。“治”廉，更应归为根本。（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