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8月5日报道，昨日上午9时35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里，该园51岁的门卫徐和平（据说是临时工）持菜刀将园内15名儿童和3名老师砍伤。1名儿童伤势过重死亡，另有2名儿童也伤势较重。接报警后，警察迅速赶赴现场将凶手抓获。据警方调查，徐和平曾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就在同一天，发生了“犯病孙儿手刃祖母”的惨剧。8月5日《成都晚报》报道，昨日中午，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的羊马镇白庙村四组村民沈奇龙将85岁的奶奶杀死。崇州警方经过6个半小时的围捕，成功将其抓获。

　　不仅如此，最近媒介关于精神病患者肇事作案的报道比较多。7月26日，国航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事后证实“劫机者”杨劲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有精神病史（《新京报》7月27日）；27日，长春市再度发生劫持人质事件，报道说犯罪嫌疑人崔显海也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城市晚报》7月29日）。

　　据统计，去年全国各种精神疾病患者已达1600万人，占总人口的1.23％，患病率已达13.47‰，发病率已达14.05‰，其中只有20％到医院来就医，另外的80％因各种原因而流散到社会中(《辽宁法制报》2003年11月6日)。

　　如此看来，当务之急是建立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以及建立完善精神疾病防治机制。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精神疾病防治机制的处境是尴尬的，在一些地方是处于可有可无乃至自生自灭状态。社会上相当部分人对精神疾患从业人员是轻视或歧视的。换言之，医治精神疾患的医护人员是没有地位的。笔者有一同事的爱人是精神病医院的护士，笔者曾去过重庆市某精神病医院，其条件设施之差，与其他医院无法相比。

　　投入的严重不足制约了精神疾患治疗机构的完善和健全，观念的落后也导致了对精神疾患的正确认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精神疾病防治机制建设几经曲折。建国初期，由于李森科主义思潮对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干扰，民国时期原本就很薄弱的精神心理科学事业曾经遭受严重摧残。改革开放以后，尽管精神心理卫生事业重新恢复，但由于以前破坏太大，加之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造成现今中国的精神心理卫生事业基本上处在停滞状态。

　　而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使得各个阶层人员的利益格局发生了较为巨大的变化。一些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心理疾患比任何时期都更容易发生。因此对精神疾患的预防和治疗应该成为各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当下，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是对已经确诊的精神病患者缺乏普遍的人道的关爱和有效的治疗。另方面，对于隐性的潜在的精神疾患人员缺乏有效的了解和监控。

　　据了解，现今中国城市中的政府性质的卫生防治机制中，并不包含精神疾病人员的调查统计，社区中更没有对精神疾病人员的治疗监管措施，即使是现今已经普及到街道社区的卫生站，他们也不担负这些精神疾病防治任务工作，这样，就造成一些正处于精神疾病发病期间的患者在受到外界刺激的情况下，随时可能对家庭和社会发生危害。这次北京的惨案，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包括前不久抄得沸沸扬扬的马家爵案件，也有医生认为他就是非常隐蔽的精神障碍患者。这就是说，普查城市社区中的精神疾病患者情况，对精神病患者和潜在患者给予真正人道的关心爱护，是当前城市文明建设的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北京市委常委、市教工委书记朱善璐日前指出：“现在起，各级幼儿园、中小学将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包括对教职工过往病史的排查。”(《京华时报》8月6日)这无疑是亡羊补牢的好举措。希望各地政府和卫生职能部门能够充分从这次惨案中吸取教训，尽快建立起精神疾病防治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和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稿源：红网)(作者：徐晓)(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