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郑飞) 今年7月以来，先后有海南、安徽、上海、福建等13个省、市、自治区以省(区)委、省(区)政府、市委的名义，向社会作出公开廉政承诺，承诺内容包括：抵制跑官要官，严管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拒收现金等。

　　昨天，在京的部分反腐专家及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时下各地领导带头公开作廉政承诺的行为，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质疑，认为实践廉政承诺操作性不强，廉政承诺要让百姓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更要监督得上。

　　廉政承诺有进步意义

　　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强认为，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集体的表态，既是对中央和全国人民作出保证，又是给沉沦在腐败泥坑里的人再一次敲起警钟。从这个意义来讲，公开的廉政承诺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也有专家认为，公开承诺由上而下逐步推行，有助于创造对反腐倡廉有利的氛围，促进反腐斗争的深入开展，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公开承诺是反腐败这局棋中很重要的一步。

　　实践廉政承诺可操作性差

　　对于廉政承诺的可操作性，北京大学政府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凤春认为：这实际上是很难操作的。他举例说，凡是敢于“打旗号”办私事的，大都是领导的家属、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在权力出现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任何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都是难以真正实施的。所以要让有关部门“一概拒绝，严肃批评，并向省委办公厅报告”是很难真正实施的。

　　“又如，若某人曾跑来要官，组织部门应将其记录在案，是秘密记录还是公开记录？公开记录，当事者若反驳，说自己没有要官，那纠缠半天就成了官场是非，最终不了了之；如果是秘密记录，又如何能保证这种秘密记录的公正性？”

　　承诺后刚性措施要跟上

　　李强认为，廉政承诺既然是向老百姓作出的承诺，就应让老百姓监督这些承诺。但是，无论是“红包礼金”还是“跑官要官”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隐蔽性”。这种行为往往是一对一的私下行为，一个官员是不是收取了“红包礼金”，是不是“跑官要官”光看承诺和表面的情况是根本无法判定的，要想制约这两种行为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监管制度。比如干部的财产透明和规范使用等等。公开廉政承诺背后必须要有一系列刚性措施及时跟进。如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实施细则、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细则、承诺监督制、领导干部身边人员回避制等等。

　　李强认为，老百姓需要承诺，反腐斗争也需要领导们敢于作出承诺，但是关键在于，对老百姓的承诺，一定要能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监督得上。只有如此实实在在的反腐承诺再加上一个健全的反腐制度，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