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5日，《重庆日报》创刊，邓小平亲笔题词祝贺：发展城乡，交流生产，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
1952年8月5日，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创刊，邓小平亲笔题词祝贺：“发展生产，交流城乡，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
”这句题词既是对重庆这个特大城市如何办好市委机关报的勉励，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对城市工作规律性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如何破解“发展生产力、执政为民”这个执政主题的认识和探索。
一、“城市领导乡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西南地区刚解放时，我们党面对的是一个因受战争和国民党政府故意破坏的崩溃的经济，城市百业萧条，不少工厂、商店关门，大批工人失业。农村经济更是衰弱破败。城乡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面对千头万绪的经济问题，抓什么、怎么抓？考验着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帝国主义分子、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发出了冷笑：“共产党在军事上打100分，在经济上只能打0分。”再加之我党长期在农村，不少同志对城市工作、城市经济缺乏经验，对搞活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对此，邓小平在1950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城市管理不好就没有中心领导，这可以看出城市领导乡村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想慢一点处理这个问题都是不可能的。”
当代城市，不论规模大小，都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但在多个方面的中心之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中心。经济是城市的实体，是城市的主要内容，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所以，抓住了城市经济，就可以促进生产和消费，促进城乡交流，带动和搞活整个区域经济的运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上来，是我党成为执政党后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标志着我党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的重大转折。
重庆，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经过3000多年的演变，1949年的重庆，已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重镇、西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港口，是当时全国七大工商城市之一，对整个云贵川康都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和吸引能力。邓小平以他敏锐的眼光看到了重庆城市经济在西南区的作用。他特别强调重庆的经济搞不好，重庆本区域以及外区的物资无法交流，物价就要波动，进而影响西南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大局。因此，抓住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关键作用的中心城市，是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城乡经济又是互相促进的，孤立地、片面地重视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都是不对的。邓小平较早地从城乡经济互动和国家工业化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农村问题、工农问题和城乡问题。他在195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个封建落后的农村是不可能为工业开辟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就能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现在遇到的困难那时也就不会有了。”他强调：“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不提高，是谈不到工业化的。”因此，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决定“西南的新任务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学会管理城市，另一方面是加强农村工作这个基础”。
二、“任何政权的巩固的基础在于经济的稳定”
为了实现西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好转，发展生产，改善和逐步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认识到“任何政权的巩固的基础在于经济的稳定”，并且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第一，统一认识，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他把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提高到巩固政权、巩固执政基础的头等大事来抓。由于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强调“学会管理城市，是西南局的一个重要任务”，他抽调富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干部组建了西南财经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任，全面领导西南财经工作。
第二，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和基本条件。刚解放时，重庆经济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由于战争，不法商人和敌特破坏，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百业凋敝人民生活极其困苦。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组织力量整顿金融，稳定物价，加强工商管理，镇反肃特，开展民主改造及征粮剿匪，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沟通城乡交流创造了条件。
第三，重点抓好城市工业经济。邓小平在1950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说：“城市是什么呢？城市就叫工业，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把城市搞好，没有城市，中国是不可能统一的。”在西南，则必须充分发挥重庆的作用。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号召。从此，这句口号一直成为鼓舞重庆人民并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第四，调整工商业，实行分类指导。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其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此外，由于解放和新旧社会的变革，市场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于各个行业所带来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所以，邓小平提出：“今天救工业，主要是救有销路、仅仅是暂时困难的工业。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产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的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几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的，如化妆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通过调整，重庆工业结构趋向合理，不久就出现了产销两旺的局面。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对于我们按市场规律指导生产，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搭建沟通城乡交流的管道和平台，让货畅其流。首先是对交通业的扶持。西南财委对以重庆为枢纽的水上运输业进行了大力扶持，贷出巨款帮助航运业购买和维修船只。对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公路进行修复。其次，在西南财委领导下，建立了国营商业机构的网络体系，把住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命脉。为了搞活城乡经济，促进商品流通，1952年7月在重庆大田湾举办了西南区物资交流会，交易总额达到5666亿元(旧币)。
第六，国家投资大型基建项目，借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复苏。由政府直接投资一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从而增加企业的公私订货，再辅之以政府财政金融手段的扶持，从而恢复和发展生产，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1950年初，都江堰水利修建工程、康藏公路的修建、进藏部队的军需订货，特别是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邓小平说：“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经济建设，而且还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事实正是如此，成渝铁路圆了巴蜀儿女几代人的铁路梦，其政治、经济意义不可低估。到1950年8月，曾陷于严重困难的重庆钢铁、机械、水泥等工业，因成渝铁路的订货而全部或部分复工生产，参与采伐和运输枕木的70多个县的几十万农民因而增加了收入，十万筑路大军解决了大批失业工人的生活出路。
第七，以民为重，关心民生疾苦。当大批城市失业、半失业工人在贫困线上挣扎时，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联名向西南地区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发出号召，节约开支，捐款救济。当1950年广大农村出现严重夏荒时，邓小平严肃地要求，“各地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保证不再饿死一个人，否则我们就没有对人民负起责任，将使我们丧失人心和社会的支持。”通过上述措施，人民政权不仅巩固下来，而且在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根，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改善。
三、建设新重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强大思想武器
几十年过去了，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相对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的基本格局未有根本改变，大城市带大农村的任务远未完成，工业化尚未实现，信息化又接踵而来。邓小平在西南时期的经济思想和实践，特别是一些直接与重庆相关的部分，反映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穿透力，仍然是我们建设新重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强大思想武器。
为此，我们要紧紧抓住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重庆市情，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地制定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重庆市委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委会，对重庆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部署，对重庆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中共重庆市委二届二次全委会制定的“加快推进富民兴渝、努力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的鼓舞下，全市人民阔步迈入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新阶段。
要像邓小平当年重点抓好城市经济那样，遵照江泽民同志“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指示，充分发挥重庆主城区的带动作用，加快渝西地区、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民族地区协调发展的步伐。要从新兴直辖市建设和客观要求出发，加快推进实施城镇化战略。我们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到2010年，富民兴渝实现新的突破，全市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一番以上，基本完成“四件大事”。到2020年，全市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以上，城乡人民过上富裕小康生活，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要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关于推动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并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要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在国有产权制度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要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稳定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使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得以进一步解放出来。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调研组（执笔人 谢荣忠）
要学习邓小平“西南是交通第一”的指示和当年抓成渝铁路建设的决心，以更大的气魄、更强的力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构筑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要力争到2010年率先建成长江上游的信息中心和通信枢纽，努力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开辟重庆发展的广阔空间，开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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