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简介

　　王选，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义乌，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团团长。她曾留学日本，并获得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95年，她成为日军731细菌部队制造的死亡工厂中108名受害者诉讼团原告代表。

　　在不少人眼里，年过半百的传统女性在操办完子女的婚事后，也就可以在家坐享天伦之乐了。而今年52岁的王选却没有这样，她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忙着自己的事业，她的事业，是控诉侵华日军的累累恶行，代表成千上万个受害中华劳工。

　　说起话来有点“凶”

　　王选个头不高，干净的脸上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浓密的头发被一只白色的发卡扣起来，简洁干练。

　　和平静的外表相比，王选两片薄薄的嘴唇实在太有爆发力了。从看见记者第一眼起，王选就在不停地讲，思维快语速也快。对侵华日军的控诉、对受害劳工的同情、调查取证的艰难……不难看出，王选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民族道义的重担，在帮助受苦受难的同胞寻求一种理性秩序的同时，她本人也太需要倾诉和理解了。

　　对日诉讼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理想的结果，有人认为王选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而王选非常坚决地说：“别人爱说什么说去吧，我只做自己应该做的。反正会坚持到死去的那一天！”王选又说：“我们代表的是民间而不是政府，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我是在维护中国人的尊严，谁对这件事情有看法，让他来找我，和我当面理论。”

　　这种“凶”让记者看到，王选的骨子里有着嫉恶如仇的本性。每当面对受害劳工的血泪事实时，正是这种本性，使得这个50多岁的女人激起万丈豪情；也正是这种本性，促使王选最终坚持下来。

　　对家庭没有尽心

　　谈起家庭，王选的情绪不那么激动了。她家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本来准备要个孩子的，但由于对日诉讼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想要孩子也没有时间精力了。

　　7月份，王选往日本飞了三趟。来济南之前的几天，王选刚刚在东北陪同日本研究学者考察了731部队遗址。回到上海家中，她又匆忙整理了两名学生在浙江收集的证据资料，随后便赶到济南。下一站，王选还要到南京会见日本学者。这让王选一直马不停蹄，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丈夫。

　　不仅如此，王选四处奔波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家里。“这次出门前，我把家中的存折上提得只剩几百元钱了。”

　　国人要行动起来

　　拨开60年的重重迷雾收集资料和证据，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王选说，她知道全国人民在精神上都是很支持她的，但精神上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她希望大家能行动起来。受害者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精力非常有限。如果年轻一辈再持漠视观望的态度，这件事情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有人认为王选的做法太过激进，王选对于这种说法反应很激烈：“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做一件维护国人尊严的事情，我希望说我激进的人能当面具体指出我哪些问题激进，什么地方不恰当？在我看来他们心中的中日友好只是幌子，是怕影响他们的个人利益罢了，我起诉日本政府是日本法律所允许的，一切都是合法合理的。”

　　王选并不隐瞒对个体的日本人很有感情。她说她在日本呆了那么多年，有很多朋友，不可能没有感情。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场战争日本给中国人的感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战争创伤的存在影响到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没有比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更能增进中日友好的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拖着，就像癌症一样。

　　有时深感体力不支

　　一进王选的房间，记者便看到床头柜上摆着一堆药。王选说，自己肠胃不好，而且前段时间脚腕刚刚骨折过。一过五十岁，就明显感觉到身体不行了，下雨阴天关节便疼痛，看书写字感觉视力也越来越差，因此，她很盼望有人来接替她的工作。

　　王选确实没有给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日本，她经常睡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在国内，她住旅馆总是拣最便宜的，饮食常常是盒饭，非常简单。在王选的背包里，除了几本书和笔记，就是几样必备的洗刷用品。

　　虽然如此，当记者问到可以帮她做些什么时，王选还是非常坚决地说：“我不需要帮助。”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原本可以展开自己欣欣向荣的生活，现在，却为了一群满身创伤的老人能得到公正的补偿，为了一段充满血泪的历史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为了一种罪恶能受到阳光和理性的控诉，毅然抛弃了自己优越的生活，用她柔弱的双手去张扬民族道义，拨开历史的黑幕。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娟　张洪波　实习生　张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