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是革命工作的粮草 四论邓小平主政西南

　　1950年11月，邓小平为新华书店西南区分支店会议题词：加强政治文化粮食的出版发行工作，消灭落后和愚昧状态，乃是我们长期而严重的政治任务。

　　“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这是邓小平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上提出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反映了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在探索执政规律过程中，把党的宣传工作提高到执政保证的地位加以重视和运用的思想。

　　党要抓宣传党要管宣传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的不少干部特别是部队干部，用惯了“枪杆子”、习惯于领导“枪杆子”。夺取政权后，由农村进入城市，一大批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充实到了各级领导岗位上，担负起领导建设的重任。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从实践中觉察到，一些干部不熟悉党的宣传工作，不会用或用不好“笔杆子”。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从回顾党的历史入手，大力提高各级干部对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说，“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就重视宣传工作”，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革命工作没有宣传是不行的”。为此，他从党的宣传工作伴随党的事业始终和作为党的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

　　党要抓宣传，党要管宣传，就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邓小平认为，“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它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还进一步指出：“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传播政策、教育人民和同敌人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邓小平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对于每一个领导干部，邓小平要求：“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他强调：“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因此，邓小平主政西南局工作时，专门作出了加强党报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都应该加强与党报的联系，为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写稿。

　　邓小平同志提出党要抓宣传和管宣传的思想是坚持始终一以贯之的。改革开放之初，曾出现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他又进一步要求宣传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谈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问题时指出，党“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邓小平强调，报刊要“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这就是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指示及其以后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是他主政西南时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论在新时期的发展和深化，也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党报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最有力的工具，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政策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在“粮草”论的基础上，把宣传工作纳入“三个代表”中的“先进文化”范畴，提出了“祸福”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从“粮草”论到“祸福”论，不难看出我们党对抓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舆论导向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

　　宣传工作要“结合实际”

　　邓小平主政西南的岁月，各项任务繁重，党的宣传工作也千头万绪。邓小平指导西南地区宣传工作“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针对各种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解决不同问题。

　　当时，新生政权刚成立不久，由于土匪暴乱频繁，征粮严重受影响，城市物价飞涨，人心和社会不稳。怎样看待形势，怎样看待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呢？邓小平及时指示，“总的来说，剿匪见效。贵州、云南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指导性”，“剿匪方面，四川有很多好的经验，报纸要报道”，同时，又在报道的策略上作出具体的指示，“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

　　客观实际随时发生变化，宣传工作怎么才能与之结合得紧密呢？邓小平强调：“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这既是他对报纸的要求，也是他对宣传工作要根据当前任务变化调整宣传方针的具体体现。

　　由于当时西南各地面临粮荒，甚至危及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稳定，征粮工作成为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邓小平要求宣传工作要围绕征粮工作调整报道重点，密切配合，造好声势。他要求：“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1952年8月5日，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创刊，邓小平为其题词：“发展生产，交流城乡，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既是对如何办好重庆这座特大城市机关报的殷切希望，同时更体现了他对党的宣传工作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中心任务”的一贯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邓小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要结合实际，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工作”的要求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他要求我们在宣传思想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正是邓小平关于宣传工作“要结合实际”的思想，指导和培育了我们广大的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积极热情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宣传人民群众的新经验，讴歌各条战线涌现的先进人物和他们的崇高精神，回答在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关于宣传工作“要结合实际”的要求进一步化为“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三贴近”原则不仅充分体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为民的理念，而且对宣传工作如何结合实际提出了具体要求，是对邓小平宣传工作“要结合实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舆论监督是宣传工作的重要职能

　　邓小平执政大西南开始，即要求报纸宣传工作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认为这能帮助执政党树立良好形象、改正工作缺点、提高执政意识和能力。

　　邓小平指出：“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纸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重庆刚解放时，新的工作机构相继建立，苦于人才短缺，纷纷到市内的大专院校强行乱招乱调学生。闻此，他亲自听取汇报，并要求报纸公开曝光。他还亲自审定《新华日报》的社论，亲自制作了《是结束学校教育工作混乱局面的时候了》的社论标题。随即，报纸报道、社论、专论、小言论、读者来信等各种体裁对此进行了“集束式”批评，一时社会反响强烈，各机构立即改正错误，学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受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在群众中树立了共产党敢于公开批评、揭露、纠正自身错误的良好形象。

　　怎样才能促进运用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呢？邓小平指示，要激发宣传工作者敢于批评的勇气。他指出：“领导上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1951年夏天，《新华日报》批评了重庆市三区人民政府个别干部压制民主的做法。得知此事，小平同志指示：报纸必须反对一切压制民主的现象，要坚持真理，不动摇。在他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该区政府在报上公开检讨错误，使问题得到了解决。针对一些干部执政以后，不愿过艰苦生活的倾向，邓小平在其讲话中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新华日报》为此专门刊登这个讲话，还配发关于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必须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社论、评论，给了当时有此风的干部以警醒，促使其自我改正，有力地煞住了干部中的享乐之风。

　　邓小平强调舆论监督的方式是“抓住典型”，最终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他说：“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所以，他在担任西南局书记时，凡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的点名批评报道，被批评者都要作公开答复。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关于舆论监督的思想在他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指出：“报纸上的正确批评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宣传。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新的历史时期，对宣传工作的舆论监督问题提出了新要求：“对消极腐败现象也要进行批评和揭露，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50多年来，我们党的宣传工作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从而集中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蓬勃发展。

　　今天，我们要告慰邓小平同志的是，正是他当年大力倡导的宣传舆论的监督职能及方式，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在今天已经作为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舆论监督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对党内防止腐败、防止社会不良倾向具有不可替代的“净化”作用。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全市人民，特别是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就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坚持和发展“粮草”论；就要让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发挥其指导全市人民建设新重庆的强大理论武器作用；就要把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和“富民兴渝，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目标，化成全市人民自觉奋进的步履；就要继续“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就要继续打造“知识重庆、诚信重庆、魅力重庆、礼仪重庆”，让文明重庆享誉神州。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调研组(执笔人：肖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