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格林斯潘连续就任美联储主席十七年的秘诀是什么？其中之一，也许是因为他身后有着众多经历丰富的博士委员们。

　　而担任中国央行行长近二年的周小川周密搭建他的“学者官员”班底亦已接近尾声。

　　8月19日，国务院正式任命原国家审计署副署长项俊波就任央行副行长一职。而三天前，央行正式宣布了三个行长助理的任命——央行办公厅主任刘士余、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胡晓炼升任央行行长助理。同时，央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刘廷焕退休。

　　其实，周小川推行“学者型官员”领导团队的“人才新政”背后，正是国有银行的正在或即将进行的股改，以及随着产业政策逐步淡出宏观政策。由此，央行“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调控部门”职能也将更为清晰，央行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和中国经济中的影响力也因此而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人事框架定格

　　自从2002年12月28日，周小川从中国证监会主席调任央行行长，伴随着银监会的设立和央行的职能调整，央行的领导班子经历了“一正六副一行助”逐渐到“一正五副三行助”的重大调整。

　　2002年周小川就任央行时，行领导是一正(周小川)、六副(阎海旺、刘廷焕、史纪良、吴晓灵、肖钢、郭树清)、一行助(李若谷)，原来的另一位行助蒋超良已于2002年9月调任湖北省副省长。

　　去年3月的两会之后，央行的职能和人事发生重大调整。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专司银行监管职能的中国银监会。4月28日银监会挂牌成立，除了负责监管职责的原央行五个司的工作人员整体转到银监会以外，央行的几位行领导也进行了相应的调动。阎海旺就任银监会党委书记、副主席，史纪良就任银监会副主席，肖钢接替刘明康就任中行董事长兼行长，当时央行的行领导只剩下“一正三副一行助”。2003年6月9日，行助李若谷顺理成章地升任副行长。

　　去年9月底，央行“三定”方案确定，此后，央行在司局级层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调整，随着金融稳定局、金融市场司、征信管理局和反洗钱局的新组建，一批学习型、研究型、专家型、务实型和开拓型的干部走上重要岗位。今年6月，三位“海归”张新、李波和张涛空降央行，分别担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但是当时央行行领导一级并没有动静。

　　在这期间，200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预算委副主任委员苏宁调任央行副行长，这是继2001年郭树清由贵州省副省长调任央行副行长以来央行的又一位“空降领导”。

　　今年8月9日，就在62岁的央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刘廷焕退休的同时，国家审计署副署长项俊波调任央行副行长，成为央行的又一位“空降领导”。一周之后的8月16日，央行正式宣布了刘士余、易纲和胡晓炼三人担任行长助理的任命。这样，央行行领导形成了一正(周小川)、五副(吴晓灵、郭树清、苏宁、项俊波、李若谷)、三行助(刘士余、易纲、胡晓炼)的结构。据了解，这是央行“三定”方案所确定的行领导结构。

　　至此，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以来的领导班子人事调整终于完成。

　　从业务型官员到学者型官员

　　以岗位定人事。

　　央行“三定”方案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调控部门。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周小川推行的“人才新政”也因此与以往有着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央行行领导不再仅仅具有金融业背景，更多的具有宏观经济背景；不再是从信贷员做起的业务型官员，而是具有深厚学术功底的学者型官员。

　　“在新形势下，央行的工作人员更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较强的宏观研究分析能力、较宽的知识面和一定的外语水平。”这不仅是针对央行的具体工作人员，也是周小川对央行行领导的业务要求。

　　目前的央行行领导中，吴晓灵是号称金融界黄埔军校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五道口”的第一届研究生，她曾经担任央行研究室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上海大区行行长等重要职位，二十年来对于金融业很多问题有深入研究。曾经担任过国家体改委秘书长的郭树清博士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980年代下半期就开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的苏宁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工作，曾经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与郭树清同属于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出身的项俊波曾于1994年出任南京审计学院副院长，是国内著名的审计专家。曾经担任央行国际司司长的李若谷在获得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之后留校担任北大的教师，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

　　三位行长助理都是40多岁的少壮派。刘士余在当年化解海南和广东等金融重灾区的城市信用社造成的金融风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用央行一位人士的话讲“刘士余博士不仅是一位中国银行业监管和银行危机管理的实践者，而且在世界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危机处理等问题的比较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兼任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易纲博士是央行第一位担任行领导的海归，他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的调查研究，他在美国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已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以中行和建行的出资人——中央汇金公司的总经理身份担任行长助理的胡晓炼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曾经担任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和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等职。

　　至于央行行长周小川，从1987年代后半期就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道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是学者型官员的公认代表。正是在周小川的学者风格下，央行的“一正五副三行助”的行领导顺应新形势下央行工作的要求，构成了一个学者型官员的团队。

　　央行与国有银行的通道消失

　　此外，从这两年来的历次央行行领导调整和安排可以看出，曾经存在于央行与国有银行之间的官员互送通道开始逐步消失。

　　在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之前，很多央行领导，不论是行长还是副行长，除了从央行内部提拔以外，大多都来自国有银行。原央行行长戴相龙曾经担任过农行行长；王岐山从建行副行长调任央行副行长；周小川曾经由中行副行长调任央行副行长；刘廷焕从工行行长调任央行副行长；史纪良从农行行长调任央行副行长。

　　同时，央行向国有银行输送官员的情况也很多：王岐山和周小川先后从央行副行长调任建行行长；刘明康和肖钢先后从央行副行长调任中行行长；尚福林从央行副行长调任农行行长，等等。究其原因，一位金融专家告诉记者，因为国有银行是副部级机构，其行长是由国务院直接任命，所以从国有银行行长到央行副行长属于“平级调动”。

　　而周小川的“人才新政”却没有了这个互送官员通道。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一方面是对于分离了监管职能的央行而言，熟悉具体金融操作的业务型人才已经不是央行最需要的，央行更需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较强的宏观研究分析能力的专家型人才；另一方面，国有银行正在或即将进行股改，董事长和行长将陆续分设，尽管这些国有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们仍然是副部级干部，但是股改之后的国有银行如果仍然按照副部级官员的身份要求他们，所谓的公司治理很难行得通，而且，那样将会继续发生认股权归属等行政激励与经济激励的矛盾等问题。

　　货币政策影响力加强

　　如同美联储更换主席和委员受世人关注，央行的官员变动同样令人瞩目，因为央行领导的每一次调整，必将带来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思路的重大变化和维护金融稳定方式的革新。

　　去年以来，有关央行货币政策的争议不断，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王自力研究员认为，这本身就是央行货币政策影响越来越大的一个表现。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将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简单的利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将不再可行，并不属于宏观政策的产业政策在政府调控经济中的手段中也将逐渐淡出。目前的央行行领导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接受的高等教育，他们对于市场的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身上很少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和思路，这将使得今后中国的宏观调控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够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发挥作用。

　　美联储的定位和职责是“提供国家更安全、更灵活、更稳定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央行也将逐步向美联储或者英格兰银行的方向迈进。今后，央行的货币政策将在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经济波动，保持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真正成为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工具之一。所以，央行对经济的影响绝不仅仅体现在金融行业的影响，而将体现在对整个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影响，这就使得央行行领导不仅需要具有金融背景，还需要具备宏观经济方面的知识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了解和判断货币政策如何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央行行领导的构成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

　　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想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关键是人才”。目前央行行领导的格局正在适应这个要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表示，央行的人事格局确定之后，货币政策在中国的影响力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来源：经济观察报/李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