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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警方日前破获了齐齐哈尔市的中国最大黑帮组织，逮捕包括首领张氏兄弟在内的嫌犯126人，其中包括十多名法官、警官和看守所所长，缴获不法所得1.2亿元。联系此前沈阳刘涌案、陕西郑卫国案、浙江张畏案，可以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势力已经悄然壮大，其组织之严密、经济实力之强、影响力之巨大都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100万人左右。

　　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的扩张，他们的“工作”范围从走私、贩毒等简单的违法犯罪行为开始向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广泛而深层次地介入。张畏被捕前是台州市青联委员，还跨省担任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张执文被捕前是齐齐哈尔的政协委员，还扬言“我要做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省乃至东北的大哥大，做人人敬仰的教父”。黑白两道通吃、适当的时候转变为合法经济组织，这既是电影中黑帮成长之路，也成为了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现实选择。

　　但据我看来，张氏兄弟想要达到美国黑帮“教父”的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因为黑社会存在的基础不在于它拥有多少暴力——再多的暴力也无法与国家力量相抗衡，而在于两点：一是腐蚀国家权力部门的能力；二是黑社会的社会认可度。

　　前者自不用说。比如张氏兄弟为自保，在其经营的华新宾馆客房暗藏录像机，把接受性招待的各级官员寻欢作乐时的丑态尽录下来，借此要挟他们。无数这样的“红楼”成为把黑社会分子和腐败官员联结起来的紧密纽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成为腐败的一种新形态。黑社会循此路径，与政治权力合流，公器私用，自然兴盛一时。以至于“扫黑必先反腐”成了大家的共识。

　　第二点则更为重要，就是黑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所认同和需要。在意大利，黑手党长久存在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够提供一种最基本最原始的正义，甚至司法！在那里，当整个国家的政府和司法系统都处于腐败不堪的状态中时，人们的诉求总是得不到来自政治体系的支持，反而这个体系变成了压制民众、违反正义原则的工具。但此时，人们对正义的需求仍然存在，于是黑社会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在普佐的名著《教父》中，凡黑帮首脑的驻地，其社会治安水平都堪称模范。

　　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现在的所谓“黑社会”还处在较低的发展层次，它们并未在腐败官员群体之外取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甚至更多的是成为腐败官员的帮凶，通过拆迁、非法经营等方式欺压百姓。

　　而与我国的情况相反，意大利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黑手党的信用要超过司法机关，复仇愿望、基本的利益公平都可以在黑社会所创造的社会秩序中得以实现，所以人们投靠黑社会以得到生活、交往、从事经济活动等方面的保障。黑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正是用自己的一套秩序来取代现有的秩序，甚至使整个国家都“黑社会化”。张畏、张执新等人试图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从见不得人的“黑社会”堂而皇之地走到前台，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经之路。在有能力控制政府之后，它当然会试图用暴力之外的方式控制人民。

　　当然，黑社会化的生活是悲惨的，其权威是靠强权专制和暴力维系。人们但凡有一线生机，绝不会走上支持黑社会这条道路。不过，当国家政权败坏不堪，不能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正义时，这种选择也并不稀奇。《教父》中的许多人物不就是在司法解决失败之后，才转而乞灵于教父，从而沦为黑帮奴仆的吗？

　　在我们国家，对黑社会的社会认同也并非不存在。如果不能给无法无天者以打击，一些守法的善良公民们将被迫铤而走险，以暴易暴，并在通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力量之外找到保护、自救和互济的力量。更有学者担心，中国庞大的无业游民和弱势群体构成了黑社会组织丰富的人力资源，这一点将使得中国反黑的任务异常艰巨。

　　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力求避免“黑社会”最终演变为“社会黑”，就必须意识到，国家不但要和黑社会争夺政府官员，更要和黑社会争夺“人心”。当政府腐败、社会不公、道德功能退化时，人们将宁可选择黑社会而不是选择政府来维护正义，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本期专栏作者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 曹林：《中国青年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