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社会里的“人情”
如今已是举城闻名的“五大队”大队长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被数个亲戚堵在办公室里。但那只是以前，现在不要说找他办事了，就是正常的来往都少之又少。据说，这些亲戚来找他说情时，这位大队长不仅不给人家办事，还往往把人家训斥一番：“违章了，你就交钱去呗，找我干吗？”
说白了，就是“有悖于”人情。
谁也不能否认这个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人情关系。身处社会中，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各种各样的人情你是绕也绕不开，躲也躲不掉。在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度里，人情维系着现实的和平与融洽。今天你不给人家情面，那明天谁还给你情面？
其实“五大队”的人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大队长就说过：“谁傻呀？谁不知道罚了款是公家的，得罪了人是自己的？”问题是，他们真就这么“傻”。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王艳宁倒是认为，“人情，不近人情，或者说不给面子等等，这些都是狭隘的人情观。严格地说，用‘私情’二字表述更为准确。与之相对的广义‘人情’则是公共利益。一个违反了法律的人，他实质上已经侵犯了公共利益。如果执法者对其讲人情，那就是在徇私情，导致的后果将是枉法。因此，‘五大队’的做法不是不讲人情，只不过是侵犯了或者没有满足个别人的私情罢了。”
强势者拥有的特权
不说大家也都明白，对“五大队”最不“感冒”的并非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更多的是机动车司机。机动车无非公车、私车两种。公车司机的背后，是坐在车里的领导和其所属的那个部门、单位。能有私车的人自然也少不了各种丰厚的人脉关系。权力、财力和人脉，这些一般人并不具有的特殊优势，造就了该群体的强势地位。他们即使没有实在的权力，至少也和权力“沾边儿”。
即使某些时候人们并不愿承认特权的存在。但是，有权力或者和权力沾边儿，有时的确可以“游刃有余”。有时候，权力的确可以把普通人难办的事儿“摆平”。
不过，他们偏偏摆不平“五大队”。所以，在有权力和与权力“沾边儿”的人眼中，“五大队”未免有点“不识抬举”、“不识趣儿”。毕竟找你通融通融，也算是瞧得起你了。
但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王艳宁并不这么看。她认为，人治社会中，权力实质上就是一切；而在法治社会中却是法律至上。我们这个社会正是因为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尚未形成“法律至上”的习惯，才出现了滥用权力的情况。领导批条子，打电话，实质上都是权力干预。而这样做必然造成社会心理天平的失衡。她认为就执法者———交警而言，如果他们把手中的权力卖了熟人面子或卖了领导的面子，而遇到生人时却没有卖这个面子，必然会招致生人的心态失衡。长此以往，久而久之，法律会成为某些人以权谋私的工具，而法治也只会成为挂在嘴上的形式。
“规则”社会里的“潜规则”
执法者就应该照规章办事，这谁心里也清楚。但大多数人在交通违法被交警处理后，第一个反应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找熟人。这是一个很习惯的举动，并且这做法有着很大的市场。
尽管各种规章制度在约束人们的行为，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总是有一种潜规则存在。人们更习惯在这种潜规则下游戏。遇交警处罚而首先想到熟人，就是这样一则潜规则。人人都这么做，如果你不随众，不是你没本事，那肯定是你脑子有问题，可称之为典型的“异类”。在潜规则之下，人们求得了心理的平衡和表面的和谐。
石家庄市社会法学研究所所长刘丽新认为，当前社会存在的拉关系、套近乎、托门子现象，实质上是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使一些本来正常的东西倒成了不正常，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人们的怨言最多的莫过于不平等待遇。但是，人人都想绕过平等的法律。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刘所长认为：“只有一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不再掺杂人情和权力等现象，这个社会才能最终走上法治化的道路。”
“实际上，‘五大队’的做法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说白了，他们的做法客观上是为这个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规则，而他们实质上是遵循了这个‘游戏’规则。”王艳宁总结。
今日评论
一桩罕物的悲壮后影
常剑波
在我们这个人情氛围很是浓厚的城市里，名头很响的交警“五大队”够得上是一桩罕物。以至于围绕他们，有不少近于“恶毒”的黑色幽默在坊间流传。面对“五大队现象”这个新闻，省会众多媒体多年失语，也从一个侧面反衬着“五大队”的口碑。
说到底，在有意无意间，“五大队”以一张“集体黑脸”闻世。当然，“铁面无私”的另一种表述是——“不懂份”。也许，这也正是“五大队”成为一桩罕物的原由所在。本来嘛，在一个习惯于买领导人情和有些领导习惯卖人情的氛围下，对客观上不乏执法弹性空间的交警而言，“铁面无私”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当然，“五大队”的执法水平和执法态度，是否对他们的口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许是“五大队”需要反思的。
做事情总是要有代价的。“五大队”的“不懂份”换来的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或说，这是很多“不合时宜”者的必然代价。这使“五大队”显得有些悲壮。
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准有很多考量参数，交管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交通的参与者。从这意义上说，“五大队”的“不合时宜”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而难能可贵的“五大队”的悲壮后影也许给了我们这样的思考：从人情社会到法治社会，必是一个艰难跋涉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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